遵义三线建设工业遗址利用研究

遵义三线建设工业遗址丰富,这些工业遗址承载的三线精神在新时代同样熠熠生辉。充分认识三线工业遗址的当代价值并加以活化利用,既是遵义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三线建设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灾难事件纪念公园遗址利用优化策略研究

文中以灾难事件遗址纪念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以如何增强灾难遗址的吸引力为目的,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发现灾难事件遗址纪念公园中遗址利用的现存问题,从总体定位、设计手法、运营管理方面提出灾难事件遗址纪念公园的遗址利用活化策略.

大遗址保护利用的若干问题思考

大遗址保护利用可保证我国出土文物不会遭到破坏,为研究人员重构文物所在朝代发生的历史事件提供证据,也可以将该时段的文化展现出来,进一步丰富我国传统文化。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在很多遗址中均有运用,在文物出土的第一时间便采取措施进行保护,避免文物在出土后不久便遭到破坏。由于我国在大遗址保护利用方面的实践不算多,在理论与技术方面仍有较大的空白需要填充。文章立足于考古发掘、保护与研究,分析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经多角度分析与论证,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大遗址保护利用策略。

西安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探究

西安是最早开展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城市,无论是遗址数量和价值,还是本体保护、工程建设、遗址展示与阐释、学术研究等方面都位居全国首列,且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西安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中也存在诸如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管理体制不顺、遗址保护意识淡漠、大遗址保护资金缺乏等方面问题。本文分析了西安大遗址现状,从多方面探索了西安大遗址保护与利用路径,并总结了西安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主要模式。

抗战史研究的新探索——评李建平等的《中国西部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

《中国西部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第一次全面展示西部地区抗战遗址的数量和概貌,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抗战遗址研究集,填补了中国西部抗战遗址研究的空白。该书对历史现场的真实展示,有着恢复历史真相、匡扶正义、维护战后奠定的世界和平秩序的政治意义;对于复兴民族文化、弘扬爱国主义、锻造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有着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史论结合的论述体系以及图文并茂的学术呈现,对于促进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和档案学与现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文化发展需求相结合,有着积极的学科建设的学术价值。

广西抗战遗址保护暨《中国西部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编撰研讨会综述

2017年8月11日下午,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在南宁联合召开'广西抗战遗址保护暨《中国西部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编撰研讨会'。来自南宁、桂林、柳州、百色等市和自治区直属科研单位、高校的专家学者共40人出席会议。研讨会由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建平主持。

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以西咸新区为例

西咸新区的建设能够对大遗址保护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在西咸新区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应避免传统的静态保护模式,转变思路,划紫线进行保护、设立管理机构、整治环境、探索大遗址展示与保护的多种模式、协调多个利益主体关系等,以促进该区域大遗址可持续利用、保护、传承的结合。西咸新区大遗址保护的创新和探索有利于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大型战役遗址保护利用的探索和研究——以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为例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大型战役遗址，是国内战争主题遗存的典型代表，对其保护对象的认定应根据战役内涵要素进行分类和评估，这样有利于阐释和还原战争历史的原貌而不是战争实物实体的原貌，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其专门的保护、管理和阐释体系。

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公众参与机制分析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遗址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越发严重。就实际保护与利用情况而言,公众依旧处在边缘化位置,其切身利益并没有得到良好保障,特别是遗址区域的居民。积极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也是民主权利实现的重要表现,争取自身权益的核心途径。公众参与主要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对公共事务表达建议,共享发展的成果。基于此,文章结合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现存问题展开分析,进一步提出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公共参与机制构建,以供参考。

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遗址保护影响因素的研究，归纳了遗址保护与展示形式的多样性，并分析不同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了在遗址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整体规划、动态保护以及多学科配合的重要性，对我国今后的遗址保护开发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旅融合下的大遗址保护与利用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文化惠民工程,如何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大遗址,使其保护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当前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新时代文旅融合下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情况、发展动因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策略。

试论大遗址保护区居民座谈与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以鸿山遗址为例

大遗址保护区居民,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中重要的"信息源"。以大遗址保护利用为主旨的大遗址保护区居民座谈活动,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中最基础的工作之一。该文探讨了大遗址保护区居民座谈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关系,介绍了鸿山遗址的保护区居民座谈活动的实践,阐述了大遗址保护区居民座谈的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提出了活动的组织原则与策略。

河北红色军工遗址保护利用现状调查与研究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等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相继建立了许多军工企业,至今在河北大地上仍有众多遗址。这些红色军工遗迹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既有物质层面的开发利用价值,也有非物质层面的挖掘弘扬意义。然而,长期以来,这些遗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受损严重。本文通过选取的4处有代表性的遗址开展实地调查,分析现状,提出意见和建议。科学合理地保护好、利用好这些遗产,不仅能够为所在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直接贡献,而且能够在今后更长的时间里,为当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发挥重要作用。

遗址保护与利用现状

很多的考古遗址是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它见证和承载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因此遗址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社会及人文价值。考古遗址主要包含都城、陵墓、古代的宫殿及其建筑群、宗教遗址、原始部落和一些交通水利设施等。如长城、故宫、古运河、兵马俑等。

生态视角下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与利用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位于郑州市中心城区,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千米。郑州商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对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商代前期历史、中国早期青铜文明以及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发展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也成为郑州3600年连绵不断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是郑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核心支撑。

承继抗战精神 砥砺奋勇前行——《中国西部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序

抗日战争的硝烟散去70多年了,但伟大的抗战精神一直激荡在中国人民心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中国大遗址问题研究评析与展望

通过简要回顾近10年来我国大遗址问题的研究状况,对目前该领域4个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遗址价值认知与评价、大遗址展示技术与手段、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模式、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进行问题评析与趋势展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建议,以期促进大遗址研究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遗址之于日常生活——以杜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大遗址的利用与城市生活如何融合的课题,对深化遗址的展示阐释、提升文物所处环境、民生改善等有着重要意义。该文以杜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中的大遗址日常利用为例,分析了杜陵大遗址面对的主要问题,基于杜陵大遗址的历史空间认知,提出了置入日常生活的规划策略,以达成遗址空间与当代生活空间的和谐相处,实现大遗址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之活力重塑。

现代设计视角下双墩遗址刻画符号与视觉传达的融合

作为入选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建设项目之一,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以象形性、几何性和放射性等为形构特征,类别丰富;具有年代早、数量多、形体规范、含义明显等特点,是双墩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充分发挥双墩刻画符号价值,文章从现代设计视角提出了切实落实双墩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策略:在推进视觉传达整体性和系统性设计、创新刻画符号品牌视觉形象的同时,强化规划政策引导,加强设计人才队伍建设。

融媒体时代下影像志助力天津工业遗址的保护与传播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工业重要发祥地之一,传统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百年来的工业发展留下了丰厚的工业遗产,它们成为天津崇尚工业文明,存续文化基因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工业遗址作为重要的物质文化载体,是地方历史文化、社会技术与审美变迁和公众记忆的集合体。对遗址的保护绝不可以局限建筑单体,更重要的是对其人文信息的挖掘与传播,实现人物主体价值与空间实体价值的有机结合,谋求对遗产的全面传承,加强地方情感联结,塑造特色城市形象,留存地方感。本文顺应融媒体传播浪潮,尝试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对工业文化遗产进行更加真实、全面和系统的记录,探索融媒体方式,为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与传承寻找更高效创新的路径。选择结合视听媒介的影像志,旨在使工业文化遗产以更有趣立体的展现方式走进公众视野,帮助人们感受到工业文化遗产的丰富精神内涵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