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遗绪与台湾“主体性”意识建构

现代后殖民社会以西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建构或重构其"主体性"意识,作为自身"解殖民"的标杆,它的后殖民意向建构是要摆脱"被边缘"的地位,却容易掉入"自我中心"垄断的话语系统中。台湾社会的"本土化"趋势是历史发展造成的,为满足其群体的心理需求,"解殖"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解构"主体,而是为了"重构"掌控社会空间、权力、资源的主体,而"中国意识"与在台湾"主体性"意识地建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从而台湾社会当前对大陆与日本表现出不同的"自尊认同"态度。台湾作为一个后殖民社会的"解殖民"之路还远未到达终点,这一过程中还需要依赖于两岸间相互磨合与理解。

传承与背离:20世纪前期山东的乡村互助现象与意义

20世纪前期,山东乡村社会的民间互助以个人家庭与家族的生存利益为核心进行驱动,以血缘亲情与共同的社会资源获取为双重联结纽带,以族规、乡俗等"礼"规范为外在约束,进行群体力量的凝聚以应对社会环境、宗族内部矛盾变化带来的挑战,保证宗族血脉的延续。普通民众在发生传统意义的天灾人祸与外力冲击时,除家族外几乎没有可以求助的力量。历史动乱期,传统乡村的"民间互助"成为应对社会大波动的重要亦近于唯一的有效方式。一般而言,民间互助主要分为血缘性、地缘性、业缘性几种,从乡村社会互助实践看,互助的亲缘性特征明显,地缘互助失去亲缘纽带将无法持久,业缘性更具有附属性质,而教会等外来组织参与民间援助则是这一时期的新现象。然而,这一时期传统互助观念与形式日益呈现"传承"与"背离"的特征,随着西方文明和近代化进程对传统的冲击,互助条件逐渐被破坏,但民间互助思想的遗绪依然影响着乡村社会。乡村互助在发生正面作用的同时,其封闭性、礼俗认同边界与处世习惯也对国人的国家、民族、法律意识产生负面影响。总其要旨,在一定地域空间,乡村互助承载着共同的文化情感与精神归属,而探寻乡村互助背后的文化因子,取其精义在新时代农村中因时因地因情地选择性重塑,对当代农村的文化发展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有着重要作用。

试论东林学派及复社对清初国家治理的影响——以清初几位理学名臣为个案

明末东林学派遗绪入仕清廷是清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以往研究明代政治史或党社史的学者受断代史的局限,未曾延伸探究东林学派遗绪以及复社人士入仕清朝并对清初国家治理的贡献.

文化记忆视域下“后殖民怀旧”的戕害——以当代中国台湾电影为考勘

日本对中国台湾地区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涉及部分台湾地区民众人格形成期的共同历史经验,产生世代差异的殖民记忆,这种在文化认知上形成的“精神遗产”造就了今日台湾地区社会心理、媒介叙事、文化操控等领域“殖民遗绪”的滥觞。相关电影作品中折射出“后殖民怀旧”的叙事主题与文化症候,呈现对这段殖民历史的再想象和记忆加工。如何真正告别对日本的后殖民依赖症,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根记忆”,是台湾地区脱离“殖民遗绪”的重生之举。

朱熹与信州文人集团交游考

南宋浙东的著名学者叶适,在为信州玉山徐斯远文集作序时说:'初渡江时,上饶贤俊所聚,义理之宅,如汉许下,晋会稽焉。风流几泯,议论将绝。斯远与赵昌父、韩仲止扶植遗绪,以文达志,为后生法。'②叶适提到的这几位都是当时信州文人集团的代表,特别是赵昌父(号章泉)和韩仲止(号涧泉),被后人称为'上饶二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