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礼仪与政治秩序:宋代遗诏的政治文化史研究

宋代遗诏属仪式化文本,有其固定的结构,一般可划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对功业、生死的个性化表述,多由翰林学士起草;二是皇位继承人和太后等身份的安排,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太后、嗣皇帝和宰执各有其立场,一般是妥协的结果;三是办理皇帝丧葬礼的指导性原则,虽多因袭以前文字,但并非可有可无。大行皇帝遗诏是嗣皇帝即位礼和先皇丧葬礼中必不可少的文本,从寝殿小范围即位,经过朝堂宣读,并通过驿递和登极赦几乎同时传送至地方,先皇去世和今上即位的信息通过它呈波纹状传播,而臣僚通过上慰表、贺表,完成政治秩序上的再确认;朝廷同时派遣使臣分路告谕抚慰,并告哀辽金,从而实现政治秩序上的平稳过渡。遗诏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皇位继承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不限于此,只有将其放在特定的礼仪场景下考察,才更易把握它的意义,而从遗诏阙失角度更能凸显它在帝后丧葬礼中的关键性作用。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译注

《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是研究赫梯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一世废黜和重新选择王位继承人以及由此引发的王室内部的一系列王权斗争等历史事件。此外,哈吐什里一世的这个重大举动和他在文中对自我形象的刻画也树立起赫梯国家国王的形象,回答了赫梯国王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的问题。这篇文献是认识赫梯国家早期王权继承和王国内部政治统治状况的重要史料。

论麦都思的典籍翻译理念——以《新遗诏书》为例

汉学家麦都思作为《圣经》《书经》等典籍的译者,在其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有着深邃的理论思考。本文以他的第一部典籍译作《新遗诏书》为例,结合他的书信等相关史料,来讨论他在当时备受争议但却领先于同时代译者的翻译理念,并指出他的翻译思考对于当前典籍翻译的价值及意义。

汉代王侯受赐特点论析——以《史记》《汉书》景帝遗诏的差异为视角

对《史记》《汉书》所载景帝遗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史记》景帝遗诏所载赐爵事恐有张冠李戴之嫌,将本不属遗诏的赐爵事也书于其中。实际上,汉廷对诸侯王概不赐爵,虽存在皇帝(或皇后)对个别列侯与关内侯特赐授爵的情形,但从不泛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多为金、驷马、封户等,这种赏赐原则也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北宋遗诏与皇太后垂帘听政

北宋一朝共有9位皇帝,却出现了5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其中有些皇太后的地位与皇帝相差无几,甚至与皇帝并称"二圣",代皇帝奉祀太庙,与皇帝共同接受百官朝拜。但是北宋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始终受到各种限制,除了士大夫们的抵制、特有的政治体制、皇太后自身的能力与实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遗诏始终在限制着她们的权力。遗诏既是皇太后得以垂帘听政的依据,又是限制她们听政的工具,由此使得北宋皇太后垂帘听政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

明代皇帝遗诏与即位诏关系初探

明朝的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皇帝遗诏与即位诏的作用更加凸显,尤其在皇位更替之际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遗诏与即位诏关系密切,共同确保皇权的顺利交接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两诏中有大量兴利除弊的内容,这集中体现了大行皇帝临终悔过之诚和新皇帝的图治之心。

明代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的政治功能

本文通过对明代内阁阁臣代逝去的皇帝起草遗诏和代新即位的皇帝草拟即位诏书两件大事,说明阁臣的“代王言”在明代政治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阐述了阁臣在明王朝新旧交替之际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

明朝诏书规制考:以皇帝遗诏和即位诏为中心

就帝制时代的中国而言,有关遗诏和即位诏的记载,大明王朝可以说是最为完备的。这些诏书内容十分丰富,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公告性质的诏书,遗诏和即位诏的基本格式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用语;第二部分是诏书内容;第三部分是诏书的结尾用语;第四部分是落款加盖玉玺,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

朝鲜保存《康熙帝遗诏》研究

朝鲜保存着《康熙帝遗诏》三个版本,若干相关资料,足以证明清朝政府掩盖了康熙驾崩实况,伪造并反复修改、毁灭档案,篡改《实录》之事实。自雍正以来,中国民间传说皇四子夺嫡,是有依据的,所谓档案和《实录》的背后,还存在剥茧求真的任务。

从帝王遗诏涉医内容看唐代医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历代医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已经引起学界一定的关注,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从帝王遗诏中的涉医内容入手,考察唐代医人的社会地位变化的文章还未多见。帝王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以其态度来推断当时医人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是有可行性的,而唐代帝王的疾病体验及其对医人的看法较多的体现在了他们的遗诏之中。本文梳理了唐代历任帝王遗诏中的涉医内容,以此为出发点推测唐代医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并进一步探讨其变化背后的原因。

帝王不了情——汉魏六朝遗诏赏析

遗诏虽为一种非文学的创作,但因其是临终成文,是封建帝王生命的最后迸发：其直面死亡,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中获得生命最后的尊严;其情系后代的万千思绪与典雅稳重的写作特点;其回顾往昔的谦虚与情关社稷的深沉,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不灭的生命力,亦有可观之处。＂以情纬文＂在此得到了更深入的印证。

评清世祖遗诏（上）

清初历史上，顺治、康熙两朝遣诏皆曾引起史家议论。圣祖遣诏为生前手定，却於嗣君一项未予指明，後因世宗继位有夺嫡之嫌，遂使遣诏异说猜测纷出，至今不一。然究其争论本质，终不出一姓之内由谁继统为合法，颇类明代之大礼仪、争国本，似无关历史发展宏旨。

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清圣祖遗诏考辨

历来谈清圣祖玄烨之死和其子世宗胤禛的嗣位问题,国内外史学界迄今仍有不同的看法。我在近四十年前写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曾指出当时宣读的圣祖《遗诏》是满文而不是汉文这一点,迄未进行深入探讨。我在当年也曾托友人查访康熙一朝的起居注,以捆载南运未返而不果。最近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将整理好的《康熙起居注》一书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公诸于世。一史馆朱金甫同志复贻我一份现存的清圣祖《遗诏》满汉文对照原件缩印照片,再四展阅,真是喜出望外。《遗诏》原件的满文部分虽已残缺不全,仅存后半部,不及汉文的一半,但满文似从汉文译出,对《遗诏》的真实性,心窃疑之。爰据各种官书、档案,与《遗诏》原件仔细校勘,一一为之考辨,以就正于方家。

《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跋

本文指出洪秀全对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的批改,目的是利用基督教为太平天国政权和他个人子孙以及太平天国上层人物服务。这对我们研究洪秀全这个人物、研究太平天国史具有指导意义。

漢唐之際遺詔的變遷及意義

漢代的遺詔裏只有關於行皇帝喪葬禮時減輕負擔的指示。東晉到南朝,出現指命非皇太子者作爲後繼皇帝的遺詔,並且出現保證後繼皇帝統治能力的文章。在北朝,北魏孝文帝以後出現和魏晉南朝同樣的遺詔。與南朝指命後繼皇帝的遺詔相比,北朝的遺詔裏保證本人統治能力的語言表現得更爲詳細,這種遺詔在唐朝形成了類型化。並且,唐朝的遺詔傳達全國,全國的人民可以確認新皇帝依據先帝遺詔即位的事實。這種遺詔在漢代到唐代的變遷,反映了中國統治體制變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

关于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

《新遗诏圣书》是拜上帝教奉为经典的诏书之一,也是太平天国颁刻的第十四部书。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访问天京时,《新遗诏圣书》尚未刻成。同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去天京,得到了《新遗诏圣书》卷一(《马太传福音书》。这是太平天国前期外国人得到《新遗诏圣书》的唯一报道。据癸好三年(1853年)颁刻的《诏书盖玺颁行论》记载。

从遗诏看武则天与刘娥的听政

遗诏,又称遗制,即皇帝驾崩后所留下的遗书,遗言等,一般涉及死后政局的安排变动。永淳二年,武则天凭《大帝遗诏》得以听政。乾兴元年,刘娥凭《乾兴遗诏》得以听政。历史上,武则天与刘娥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截然不同。武则天最后称帝,刘娥则始终是皇太后,尽管其一直听政到去世。两人结局不同的原因除了社会背景、政治格局、个人因素等方面外,赋予二人听政权力的遗诏也对两人的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代遗诏的传世情况及基本模式

遗诏作为皇帝的政治遗嘱,在政权交替之际发挥重要的作用。唐代遗诏因为各种原因,只16篇留传于世。而这16篇遗诏在内容于模式上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