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遗赠案”的利益衡量方法透视

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的"泸州遗赠案"持续引发法学界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有关本案的深入讨论依然热烈。两审法院的一致判决,使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及其关系问题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作为一起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疑难案件,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分析该案,能够避开规则与原则的适用困境,避免两种极端的结果而寻求一种"调和"的骑墙结论,从而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按照利益的层次结构,衡量的标准并非仅仅是案件当事人所诉求的一阶利益,还必须重视一阶利益背后所蕴含的二阶利益或高阶利益,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与道德之争:泸州遗赠案的司法裁判研究

关于泸州遗赠案,存在着规则论与原则论之争。法官是依法裁判还是依道德裁判,在疑难案件中是否存在客观正确的裁判,他们虽在具体结论上针锋相对,但在法的概念论上都持实证主义的立场,即都排除了道德。法律实证主义无法回答裁判疑难案件的合法性难题。德沃金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司法的合法性来自于在整全上对法律所作的最佳解释。相比较而言,德沃金的理论虽有缺陷但更值得赞同。一个司法裁判,只有在对何为法律的整全最佳解释的问题上付出令人尊敬的努力,才配得上合法的名誉。泸州遗赠案的合法性之所以遭到质疑,正是因为它没有给出用以证明它是建立在对法律的整全最佳解释基础之上的任何依据。

对一例“二奶”请求实现遗赠案判决结果的法律思考

文章主要对一例“二奶”请求实现遗赠案判决结果作法理上的剖析,认为同居行为和遗赠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行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调整范围不同的两个行为规范,法院不能以同居行为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来否认一个合法有效的遗赠行为。

泸州遗赠案的法经济剖析

经济分析法学是上个世纪 70年代兴起的法学思潮。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法中的现象无疑是非常有用的 ,用低成本去赢得高效益则是这一方法的真谛。泸州遗赠案的经济分析将会为现代法治的进程提供些许思考 ,用个案的效益最大化取代整个社会的效益实为不可取 。

杭州百万遗赠案法律评析——兼论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

从今年在杭州轰动一时的百万遗赠案，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继承法未规定特留份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根据这些弊端比较各国先进立法例，在我国有必要设立特留份制度，对遗嘱自由加以合理的限制。

对一起“第三者”受遗赠案的思考

法律和道德既有社会和文化渊源上的联系 ,又有制度上的联系。社会公德应属于《民法通则》第 5 8条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违反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无效 ,但对此种社会公德的认定应十分慎重。

泸州遗赠案法律评析——亦析我国设立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

泸州遗赠案曾轰动一时,目前将遗产赠给婚外第三者的案例增多,关于泸州遗赠案的争论仍未平息。该案涉及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此外绝对的遗赠自由弊端日益暴露,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设立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以解决复杂社会关系下的遗赠纠纷问题。

论司法裁判立场的价值流变与社会回应

在法教义学视角下",泸州遗赠案"反映了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的观点碰撞,缺乏详尽周密的释法说理是判决结果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在法社会学的视角下,如何抉择法律的确定性与婚姻的道德性是法官面临的价值衡量难题,体现了"社会-司法"的多方利益考量。从德国"情人遗赠案"法院立场的价值流变中可以看出",泸州遗赠案"的价值选择远未到盖棺定论之时。从"试错型"思维理念出发,在案例指导制度下构建"约束型回应范式"才是形成发展型法律模式的有效途径。

论法学通说(又名:法条主义者宣言)

所谓法学通说,是指针对现行法律框架中某一具体法律适用问题,学术界和司法界人士经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商讨而逐渐形成的,由多数法律人所持有的关于法规范解释和适用的法律意见。通说能够为法官审理疑难案件时提供法律适用方向,由此可以有效缓解我国目前由于法律适用不确定,即学者"甲说乙说随便说",法官"甲判乙判随便判"所造成的损害法律和司法权威的现象。我国建设通说机制的当务之急是,促进法律共同体在法教义学向度上进行法律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