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那《集量论·遣他品》综论

《集量论·遣他品》是印度佛教哲学家陈那论师系统阐释其语言哲学"遣他论"的专论,核心观点可概括为:语言(s'abda,"声")所能直接指称的除了共性(sāmānya,"总")之外别无他物,可直接感知的事物根本就不在其直接指称的阈限之内。但是由于《集量论》梵本不存,藏译难读,汉译久佚,汉语学界对该品的研究一直难有深入和突破。本文利用国际最新刊布的梵文材料,并参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在前期比较成熟的译注工作的基础上,择要介绍《遣他品》的形式与结构,阐明其思想背景与立论宗旨,梳理其内在逻辑,并对其主要内容做出梳理和归纳。

《集量论·遣他品》中的声明问题例释

陈那论师在《集量论·遣他品》中系统阐述了其语言哲学,于声明(即梵文语法)多有涉及。具体内容包括复合词(samūha)及其构成、状态名词的性质、词的原形与曲折、次生词缀-ka的"指小词"(diminutive)用法、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的区分、声总(s'abdasāmānya)与义总(arthasāmānya)的关系、声总与声别(s'abdavis'es·a)的关系、谐音现象(sam·dhi)、异声同义词(paryāya)等。然而,一方面由于《集量论》自身极其精炼,惜墨如金,几乎不给语法问题任何解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由于对于以梵语为母语的作者自身而言,语法知识属于常识,人所共知,无需费笔墨解释,可是一旦译介进入藏、汉语言文化圈,这些本属常识者就不可避免变成了难点。从现存两个藏译本中择取涉及上述声明问题的数处疑难,利用国内、国际最新资料,对勘梵、藏,参考汉、英诸译,进行分析、梳理和阐释,有助于研究者更加深入了解陈那的这一著述中的声明问题。

王坤根脾胃病遣方经验撷菁

目的:探讨王坤根治疗脾胃病的遣方用药经验。方法:通过学习王坤根学术经验,整理分析其临证医案,介绍其遣方经验。结果:王坤根认为诊治脾胃病的辨证要点在于辨清脾胃虚实、燥湿喜恶、气机升降、木土关系,拟方以脾胃分论同治、五脏共治、木土同调为特色,强调遣方必有出处,经方为经,时方为纬,自拟验方如柴郁二陈汤、柔肝和胃饮、痞痛舒等,疗效明确。结论:王坤根治疗脾胃病遣方有其个人特色,为临床诊治脾胃病提供借鉴。

变与不变:北宋中央临时遣使地方巡察

北宋中央临时遣使巡察地方,以察访民情、考察官吏、寻访人才等为职事,但伴随交通状况的改善和驿站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与官员选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其原有职能发生变化,变为因事而设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在形式上,既有对前朝的借鉴,又有名实不一的差派,更有无名却有实的差遣;在派遣缘由上,更加具体,更具主动性、目的性;在权力上,使臣有奏禀权而无决断权,其反馈后由中央酌情分类处理。这种变化非但没有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反而加速了政务的运行。但到统治后期,部分使臣与地方官员通过不当接待这一媒介紧密联系起来,这既削弱了巡察职能的履行,又背离了设置的初衷。

汉代遣册名物“䈕”与“缯方缇”合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遣册所记名物“䈕”不应读作“箪”,当照本字“䈕”解为竹器,与墓中出土盛放泥“半两”钱的竹篓相对应。这种竹器因附有两耳用于提挈,故名为“䈕”。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所记“盛粟䈕”之“䈕”亦是此物。江苏连云港尹湾六号西汉墓出土遣册木牍所记“缯方缇”之“缇”也应当读作“䈕”,指盛放墓主人生前所用文具的竹器。由于此处的“缇(䈕)”为方形,与一般的圆形“䈕”有别,同时其外又裱有一层缯帛,故以“缯方缇(䈕)”称之。

19、20世纪之交日本两次遣美使团比较研究

日本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每当日本遭到外来民族的冲击时,它总能及时审时度势,全方位地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德川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世界处于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为了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免于淘汰,幕府将军和明治天皇都曾派遣使节赴美学习。经过比较分析发现,万延遣美使节团和岩仓使节团这两次遣美行动在背景与条件、目的与动力、结果与成效上存在差异,但在挽救国家命运和对外扩张意识的发展上又存在相似之处。日本通过向美派遣使节团,深入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文化,迅速“脱亚入欧”,经济发展,军备增强,最终由一个封建小国一跃成为列强之一。

“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日本遣渤海使眼中的渤海国风土与疾病

在古代东亚医疗观念中,特定地域的“风土”(自然地理与风俗习惯)是十分重要的致病因素。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古代日本对渤海国的风土与疾病都形成了独特的认识。通过对日本史料记载的永忠通信以及遣渤海使所配备药剂清单的梳理与分析可见,入唐学问僧永忠根据亲身见闻在其通信中提到的“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是当时日本人对渤海国风土的基本认识,而因“不伏水土”所造成的呕吐下痢、瘟疫毒气及疮肿等则被认为是日本遣渤海使团在渤海国最易罹患的疾病。其中,又以霍乱与瘟疫最为突出,甚至被日本人视为渤海国的“风土病”。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渤海国与日本在“风土”上的显著差异,加剧了遣渤海使团罹患霍乱与瘟疫的风险。

基于传承辅助系统2.5探讨名中医陈建杰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遣方规律

目的:总结陈建杰教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用药规律和组方特点并整理学术思想。方法:纳入陈建杰教授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门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中药处方,运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2.5版本录入相关方剂信息,建立处方库,根据传承辅助系统中分析萃取的功能,解析陈建杰教授治疗慢乙肝的常用药味、组方习惯,并归纳萃取新方和核心组合。结果:本研究共整理了53首方剂,涉及药物86味,中药使用的频度最高的核心药物为苍术、炒白术、延胡索、茯苓、茵陈等,并归纳出6个核心药味组合及新方新方3个。结论:陈建杰教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以健脾为主,化湿始终贯穿于疾病始终,同时注重补虚,扶正以驱邪。

基于数据挖掘探讨“卢火神”治疗子宫内膜癌遣方用药规律

分析总结卢铸之治疗子宫内膜癌的处方用药特点,以期为今后临床治疗子宫内膜癌提供参考。收集《卢氏临证实验录》中卢铸之治疗子宫内膜癌的处方,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运用IBM SPSS Modeler 18.0的关联规则分析常用药物组合,采用Cytoscape 3.8.0、SPSS Statistics 22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处方共涉及54种药,使用515次。高频中药包括炙甘草、制附片、砂仁、白术和当归等;药性以温、热为主,药味以辛、甘为主,归经主要涉及脾、肝、肾三脏;药物用量跨度大,大剂量药物多。核心药物组为制附片-白术-砂仁-当归-煨姜-炙甘草;聚类分析得出6组聚类组;主成分分析共提取11个公因子;以制附片为因变量的决策树体现出苍术、蒲黄、煨姜、制升麻在配伍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可有效分析出卢铸之治疗子宫内膜癌的处方用药规律。该病的形成以阳虚内寒为本,瘀血疼痛为标,应时刻注意固中宫,调升降,以扶阳抑阴为体,气化消瘀为用。

被“误解”的集体脱逃——乾隆三十三年(1768)新疆昌吉遣犯事件新探

乾隆中叶,新疆纳入清朝直接统治,大批遣犯始发新疆。有清一代,遣犯的脱逃行为与发遣新疆制度相始终。其中,乾隆三十三年昌吉事件是唯一一次遣犯大规模反抗活动。汉文文献中有限的记载多有舛误。文章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为中心,试对事件始末加以还原。

长征中陈云受遣出川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启示

1935年6月中旬,长征中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陈云受遣出川,是长征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意蕴:这是中共中央掌握历史主动的前瞻性战略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组织优势的鲜明例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勇于担当的生动缩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形成的有力助推。全面探究这段往事的历史意蕴,对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大有裨益。

也谈1768年新疆昌吉遣犯举事的性质——兼议边疆地区处流刑犯罪人员举事性质之界定

乾隆三十三年(1768)新疆昌吉遣犯的暴动,是一起清统治新疆初期由遣犯发动、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新疆地方政府的反对极端压迫的抗争。界定处流刑犯罪人员在边疆地区举事的性质,首先需要深入分析举事原因、经过、提出口号(或颁布纲领性文件)、结果等,判别其是否符合历史客观规律,是推动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维护抑或损害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还要看遣犯在劳作过程中受到的实际处罚是否严重超出了他们因为违法犯罪而应该接受的惩罚。

四时簿与遣策的比较研究——基于会计报告视角

在汉代特定历史时期下,会计制度对政权的稳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汉代会计账簿是我国古代会计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汉代民间账簿遣策和官方账簿四时簿极具当时的经济特征,文章基于会计报告视角从记账符号、结算方法、会计账簿三个方面对遣策和四时簿开展对比分析,探究汉代账簿的编制情况以及对现代会计的启示。

金海陵王的对宋遣使与“伐宋”之败

关于海陵王攻宋失败的原因,学界以往多从内政、军事、外部因素等进行分析,而少有关注海陵对宋遣使与其失败间的关联。海陵王即位后,因得位不正,以及对宗室、异己势力的打压、残杀,导致其对女真人颇有所忌,并转而重用非女真人和宠信臣僚,在对宋遣使中亦是如此。然而,即便对于非女真人,海陵王也并未完全信任,而忽视使宋归来的使臣意见,更兼未做好遣宋使臣的保密工作而泄露南侵之谋,间接导致其最终的失败。

金遣奧敦良弼等爲報成使入夏時間小考

《金史·哀宗紀》正大二年載金與西夏交聘事云:“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冬十月,以夏國修好,詔中外。……癸亥,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爲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此處“癸亥”承十月有誤,原點校本與修訂本均未出校。與此條同源的記載有兩條:第一,本書卷三八《禮志·朝辭儀》云正大二年九月。

老河口安崗楚墓遣册札記三則

湖北老河口安崗楚墓遣册簡保存情况較差,簡文照片效果欠佳,其上文字殘失及模糊處較多,遂致一些字未得確釋。通過考察發現,簡文“■■之干”中缺釋之字當釋作“黑”或“墨”,“黑(旄)之干(杆)”指黑旄裝飾的旗杆;“幁■■■廿■與四■”當釋作“■(巾)節(櫛),■■廿■與四■(笥)”,指盥洗用具“巾櫛”與食物“■■”共二十四個竹箱;“一■■户■”當釋作“一厀■(盾)”,指墓中出土的黑漆革盾。

明代遣将礼考论

遣将礼是指皇帝命将出征而举行的一种军事礼仪。洪武时期,议定遣将礼,却未有实践。建文朝,崇尚礼教,肇举遣将大礼,但因所命非人,失去了现实意义。永乐时期,明廷征安南再行遣将礼,昭示了永乐朝武功之胜。此后明朝两百年间,遣将礼不举。至天启时期,辽东局势危急,熹宗重举遣将大礼以求挽救危局,然无济于事。明末,崇祯帝两行遣将之礼,礼仪隆盛,但难以扭转军事的溃败,斯典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走向终结。遣将礼的举行既表现了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授受,又反映了人君平祸乱、安民生的历史责任。

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记载了秦代“襲”衣的尺寸和制法,其“襲”字的含义在古代服饰与“三礼”研究中具备特殊性,厘清“襲”字释义并对“襲”的使用价值作出判断具备必要性。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学者对“襲”的注释训解,并与同时期汉墓遣策记载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襲”在服饰名称、穿戴动作及礼仪方面有规范的用法;《制衣》中“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结合遣策、文献典籍记载,证明其为真实存在的;“襲”衣的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襲”字在“裼襲礼”中的使用有吉丧之分,结合遣策推测,在丧礼中“襲”衣为地方官府所赠裞衣,用以抚恤已故之人。

朱良春教授疑难病辨治思路及遣方用药规律浅析

目的:探讨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疑难病辨治思路。方法:收集朱良春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认为临床辨治疑难病时要四诊合参,谨察病机。痰、瘀、虚三大因素是疑难病病机特点。治疗时要辨证辨病相结合。对疑难病重视燮理阴阳,以调治根本。临证时灵活组方,法活机圆,具有鲜明个性。善用虫药治疗多种疑难病症,归纳虫类药十大功效。根据病情,灵活调整用药剂量。结论:朱老强调疑难病的治疗是需要多方面综合调理,包括情绪的疏导,饮食、起居的宜忌,还包括配合针灸、推拿、足浴、熏洗等疗法。坚持长期治疗,多能收到效果。

名老中医王行宽肝心同治心系病遣方经验探讨

王行宽教授辨治胸痹心痛,从肝治心,善用经方—小陷胸汤、瓜蒌薤白半夏汤、茯苓杏仁甘草汤等,活用古验方—生脉散、柴胡陷胸汤、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等,创"心痛治肝"之法,拟心痛灵系列(Ⅰ、Ⅱ、Ⅲ号)方、平肝煎;辨治风眩推崇从肝论治,遣古验方—六味地黄丸、二至丸、天麻钩藤饮、滋水清肝饮、半夏白术天麻汤等,自拟验方—加味滋生青阳汤、平肝煎等等,乃王老临床辨治心系病的遣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