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陵王的对宋遣使与“伐宋”之败

关于海陵王攻宋失败的原因,学界以往多从内政、军事、外部因素等进行分析,而少有关注海陵对宋遣使与其失败间的关联。海陵王即位后,因得位不正,以及对宗室、异己势力的打压、残杀,导致其对女真人颇有所忌,并转而重用非女真人和宠信臣僚,在对宋遣使中亦是如此。然而,即便对于非女真人,海陵王也并未完全信任,而忽视使宋归来的使臣意见,更兼未做好遣宋使臣的保密工作而泄露南侵之谋,间接导致其最终的失败。

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

遣使是唐代中央参与地方救灾的重要形式 ,虽是继承前代制度 ,但新设了诸多救灾使职 ,使臣的职能也更加全面、细密。通过频繁遣使到灾区 ,将朝廷的安抚、赈救与监察几个环节连接起来 ,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 ,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文章还分析了唐后期遣使减少的社会原因与体制背景。

辽代丧葬礼俗补遗——皇帝为臣下遣使治丧

有辽一代,每有高官显贵去世,辽朝的皇帝们大都要派遣临时使职官前往,处理丧葬诸事。诸如"总襄事"襄理丧事,护灵官礼送灵榇,敕祭使祭奠赙赗,"治攒厝"护棺督殡,"督营造"监凿茔穴,发引使执绋引柩,敕葬使主持葬仪,传旨官宣诏追封,等等。这表明,辽朝建国后,特别是到辽代中后期的圣、兴、道及天祚四朝,以儒家礼仪文化为重要构件的汉文化,已为包括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内的辽朝各阶层人士所接受。

两晋在慕容廆君臣中的地位与影响探论——以前燕慕容廆遣使入晋为中心

慕容廆曾八次遣使入晋,前燕政权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慕容廆遣使上表之举,将前燕君臣尊晋勤王的政治诉求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慕容廆向西晋、东晋王朝派遣使节,不仅维系了前燕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也加深了晋朝对前燕政权的了解与认知。慕容廆对两晋的朝贡活动也收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效益,不仅使鲜卑慕容部能迅速崛起,将中原先进的统治模式应用到对鲜卑慕容部的统治之中,而且实现了鲜卑慕容部由部落联盟阶段迈进早期国家的重要一步,从而使前燕在慕容廆朝就具备了立足东北的资质,进而才会出现前燕的后世统治者有机会逐鹿中原,并将前燕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的局面。

宋初对外遣使及使者素质研究

宋初对外遣使 ,其地域是“重南轻北 ,重东轻西” ;其时间分布是前期以南唐为主 ,后期以北方契丹为主 ;正副使之构成前期多以单人为使 ,后期则多为正副使并任 ;使者官阶与使命等亦各期自有其特点 ,使者的年龄多为中年 ,其体貌风度、性格特征 ,学识才艺及应对能力等均具备较高素质。

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证

明成祖遣使召请宗喀巴之史事为明初治藏政策中的重大决策,汉文文献典籍缺载此事,60余年前,于道泉先生从《察哈尔喇嘛全书》的《宗喀巴传》中发现3份重要的藏文文献:《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宗喀巴复明成祖书》和《宗喀巴与关大人书》。笔者在于道泉先生原译文基础上,重新核对藏文原文,并根据学界几十年来对相关史事的研究进展,对原译文作了较大改动,并对一些相关史实作了进一步考索、补证。于道泉先生原将《宗喀巴与关大人书》译作《宗喀巴与巩大人书》,但不知"巩大人"为何许人。笔者经仔细研究,认为此"巩大人"实应为"关大人",而"关大人"即是明初曾多次出使乌思藏的中官关僧。笔者认为能够确定藏文文献中所提到的这位"关大人"的身份,则可更进一步证明这份弥足珍贵的藏文史料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从而对明确明成祖召请宗喀巴之重要史事的可靠性提供重要依据和线索。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补辽史交聘表》高丽遣使辽朝史事补正(下)

本文在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基础上,依照《辽史》、《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东国通鉴》、《东史纲目》、《增补文献备考》、《高丽墓志铭集成》等史料,并参考学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对《补辽史交聘表》中高丽遣使辽朝相关史事予以全面辨析和考证,疏正史事73条,并增补阙载史事25条。

《补辽史交聘表》高丽遣使辽朝史事补正(上)

本文在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基础上,依照《辽史》、《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东国通鉴》、《东史纲目》、《增补文献备考》、《高丽墓志铭集成》等史料,并参考学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对《补辽史交聘表》中高丽遣使辽朝相关史事予以全面辨析和考证,疏正史事73条,并增补阙载史事25条。

南朝刘宋遣使救灾述论

频发的自然灾害促成了刘宋遣使救灾措施的不断实施。救灾使臣在参与地方灾害的救助过程中,将朝廷的安抚、赈恤与监察等几个环节连接起来,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遣使救灾作为刘宋一种积极有效的救灾机制,对刘宋灾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南朝遣使巡行初探

南朝时期的"遣使巡行"颇为盛行。从出巡使臣的职责范围看,南朝较之汉晋有不断扩大的趋向,其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到诸如考课、监察、赈恤、举贤、教化等重要领域;从巡行形式上看,此时的遣使巡行一分为二,正式分张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逐步形成中央系统主导、地方系统辅助和补充的格局。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南朝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问题与应对:北宋临时遣使巡察地方论析

北宋时期,皇帝临时派遣使臣巡察地方是逐渐完备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应急措施,往往运用于地方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地方官忿争等突发事件之时。从宋太宗到宋神宗时期,皇帝派遣的巡察官员出现由宽泛向专业化变化的趋势,即皇帝逐渐倾向于选择与应对地方突发事件相关的中央机构官员。这些官员到达地方后,着意解决赈恤百姓、清理狱讼、按察地方官、导扬壅遏等具体问题。尽管被遣官员是秉承皇帝旨意巡察地方,但其权力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惠及百姓之事可“便宜从事”,若关涉监察地方官的重要事务,则只有举奏权,不可擅自处置。

试析辽朝遣使高丽前期的阶段性特点(公元922—1038年)

公元922年至1038年为辽朝遣使高丽的前期,此时期的整体特点为遣使制度的不完善与非制度化。根据辽丽双方地位的变化及辽朝遣使高丽原因的不同,可将此时期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即平等往来阶段(922年至993年)与和战磨合阶段(994年至1038年)。994年至1038年的交往为后期辽朝制度化遣使高丽奠定坚实的基础,后期几乎所有遣使名目在该阶段都可以找到源头。

高丽遣使辽朝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对于高丽遣使辽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次数统计、使者类型、个别使臣、史料辑录与整理等方面。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对高丽遣使辽朝分期问题的研究;缺乏对相关史料作深入对读、考辨;对高丽遣使辽朝缺乏整体动态的研究;对高丽使者缺乏系统研究;对碑刻、墓志、文集等史料的挖掘不够深入等。文章按照专题分类试对近百年来学界关于高丽遣使辽朝研究作一系统述评。

略论北朝遣使制度

本文认为北朝的遣使制度出现了四方面的变化 :(1)出现了常设性质的大使 ;(2 )大使的分工更为明确 ,出现了以职能命名的专门使 ;(3)大使出使区域的划分更为细密 ;(4)大使与北朝其它中央派出机构在功能上有合一的趋势。这些变化因北朝政治的需要而产生 ,并开唐代使职制度之先河。

从遣使朝贡舞马看吐谷浑与南北朝各政权的关系

本文通过史料,对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向南朝刘宋、萧梁,以及北朝西魏遣使朝贡舞马活动,逐一进行动机分析,认为吐谷浑五次应时势而遣使朝贡舞马,具有特殊政治意图。并由此分析吐谷浑与南北朝各政权的关系,进一步认为吐谷浑向南朝江左政权遣使朝贡舞马,其真实意义主要是针对北魏的政治联盟活动,尤其在重要时期"献舞马",乃力图扭转时局求得生存与发展;对西魏遣使朝贡舞马,依然是具体实施"远交近攻"政治策略的延续;更加明确了吐谷浑对与南朝江左政权关系始终和平友好,心怀"远朝天子"之志,而对北朝政权只是政治臣服和贸易往来。

辽朝遣使高丽考补

使者是维系辽朝与高丽宗藩关系的纽带,对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全面对读、考辨《辽史》《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相关史料,并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对辽朝遣使高丽的次数进行探讨,期望可以为辽朝遣使高丽的深入研究作以铺垫。

渤海与日本遣使交聘研究

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在唐代交往频繁,唐代东北边疆的渤海国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上的交往。渤海与日本交往的二百多年中,渤、日两国互相派遣使节。文章就渤、日两国之间的遣使交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