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世纪宁波文人与日本遣明使之间的书画交流

入明以后,宁波成为中日勘合朝贡使船的唯一登陆口岸。因于地利之便,宁波文人群体与日本遣明使团往来密切,双方之间诗文书画的酬和答对,构成了明代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一道景观。本文试图以日藏15-16世纪有关代表性书画作品为焦点,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充分解读文物本身包含的历史信息,以此探察明代宁波文人群体与旅华日本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实像。

“正使”抑或“伪使”:16世纪中期的遣明使、倭寇与明、日通交的侧面考察

至今,中日学界对遣明使的研究已过百年,积累深厚。有趣的是,跨洋的外交团中有"伪使"的存在。从明朝的角度看,这些"使节"违背天朝规定,且多在海关"不通人情",难以获得认可;对日本而言,出师不利使盘算已久的经济筹划泡汤,诸方皆感沮丧。通过对使节出海的经纬、使团的构成、同倭寇的关联、背后势力的政治博弈等问题的考察能加深对16世纪中叶明日通交状况的理解。简而言之,明朝制定的国际秩序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逐渐显现变化。其次,日本的朝贡和交邻使节的派遣受到地方势力博弈的影响。再者,遣明使的构成使得其团体在商业利益期望值未获满足时会导致"身份"的转变。

明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缩影——试论遣明使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汉诗及其意义

策彦周良是日本京都天龙寺高僧,中世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策彦博学多才,通晓汉诗文,明嘉靖年间作为日本遣明使两次率领遣明贸易使节团入明,并将其入明期间所见所闻记录成《入明记》。这是日本中世19次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它对了解明朝的社会、文化以及明代中日关系等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入明记》全文约20余万字,主要用汉文书写,其中包括数百首汉诗。这些汉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是明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缩影。

日本遣明使团眼中的明代大运河--以《笑云入明记》为中心

《笑云入明记》为日本僧人笑云瑞所作,详细记录了景泰二年(1451)日本东洋允澎使团出使的经过以及在明期间的遭遇和见闻。在宁波登陆后,笑云一行几乎全程沿运河北上。归程时,除因收回货款取道南京外,其余所经地方与去程几乎一致。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成为使团往来的重要通道,笑云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众多有关明代运河交通状况、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和描述。这些记载和描述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为我们研究运河交通史和城市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从遣明使记录看明朝地方在朝贡制度中的作用--以嘉靖年间宁波对日本贡使的接待为例

朝贡制度是一个由诸多环节组成的庞杂体系。地方在朝贡制度中的作用,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是处于朝贡制度末端的环节。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中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它恰恰是朝贡制度的起点,同时也是朝贡制度从文本落脚于现实的重要场域。日本遣明使关于其在中国朝贡经历的记录,反映出明代朝贡制度在现实中具体实施的情况,及其因时、因地、因对象而做出的调整,为我们展现出朝贡制度流动多变的一面。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日本遣明使的江南记忆与城市认同——从中国宁波到日本堺市

中日勘合贸易期间,日本遣明使团来中国朝贡和贸易的同时,在贡路沿线,尤其是以宁波市舶司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广泛游历,结交文人士大夫,购买商品,从江南文化的旁观者逐渐成为直接参与者。返回日本后,遣明使将熟悉的江南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在勘合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堺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复制,以寄托对江南生活的怀念和向往之情。起初明式生活方式仅在有过入明经历或者和勘合贸易有关的群体中流行,随着堺市凭借勘合贸易积累的财富走上富庶繁荣,明文化气息愈加浓郁,与明代相似的流行风尚和城市文化逐渐成为普通民众都能认同的文化符号,并通过僧侣、商人和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传播开来,堺市因之而成为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窗口。

足利义满对明外交政策的调整——“日本国王源道义”成立之前

永乐时期的中日外交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政策调整。日本南北朝时期,足利义满为对抗南朝而尝试与明朝接触,但其以征夷将军身份致书中书省的外交方式遭到明太祖的拒斥,两国外交一度中断。应永年间,足利义满着眼于对明贸易的巨大利益,一度以朝廷名义向明朝派遣使者,试图将中日外交拉回传统的轨道,得到了建文帝的积极响应。然而,明朝使者的到来遭到了日本公卿的强烈反对,此后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的名义独立开展外交,这一模式被后来的历代遣明使所继承。厘清足利义满外交政策的演变,有助于更好理解其加入册封体制的真实目的。

域外文献视阈下的明代朝贡礼仪——以紫禁城礼仪空间为中心的分析

朝贡礼仪既是明朝与其朝贡国之间关系的呈现方式之一,也是明朝用来规范朝贡国行为的手段之一,其在现实中的施行受到明朝内政以及宗藩关系的影响。聚焦于紫禁城这一朝贡礼仪发生的核心空间,通过将日本使节、朝鲜使节的朝贡记录与明朝文献相对照,一方面可以复原出外国贡使在明朝期间所履行的广义的朝贡礼仪的全貌;另一方面可梳理出在明朝的不同阶段,朝贡礼仪实际的举行空间、施行频率和具体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借助中外文献互证这一重要方法,不唯能够揭示出礼仪的实际展开与文本上的制度规定之间的差异,亦可窥见中朝、中日间的外交互动对于礼仪运行情况的影响,进而揭示出朝贡礼仪在现实中的运行曲线与明朝的内政外交之间的紧密关系。

近40年来中日海上交流研究综述与展望——以跨国人物为主线

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明代、近代、现代出现过三次高潮,近40年来经过学习、追赶、创新的多个阶段,在局部的“点”甚至特定的“面”上,实现对日本的超越。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外延宽广,但文化的创造、传承、流播、接受、模仿、改良、创新诸环节,均离不开“人”的主导作用。基于此,本文以“跨国人物”为线,从“赴日中国人研究”“来华日本人研究”两个层面,概述近40年来中日海上交流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突出中国学者的创新点与前沿性,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

1513年,王阳明在宁波

尽管王阳明的故里余姚(明朝时属绍兴府)跟宁波有姚江相通,离宁波比较近,但从《王阳明年谱》等记载来看,只有1513年王阳明与宁波(明朝时的宁波府)最有交集,而且其意义非同凡响。第一次是王阳明在宁波府城会晤了日本正使了庵桂悟。正德六年(1511年)九月,日本德高望重、八十六岁高龄的了庵和尚作为日本遣明使团的正使抵达宁波。王阳明在与其会晤之后的五月十六日写了《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现藏日本大东急纪念文库)赠送给了庵和尚。

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

15世纪后期日本的应仁之乱,改变了日明贸易体系,1469年遣明船在堺市的首次入港,标志着堺市和福建海商之间在太平洋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掌握了日明贸易新体系的主导权的堺市商人,不仅从福建海商那里进口陶瓷、丝绸、砂糖、茶叶等物产,还传递着各种政治信息,对日中两国历史事件的连动关系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在二者海商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福建和堺市的一些禅宗寺院的僧侣。

宝德三年中日朝贡贸易初探

明代,日本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多次派遣明船入明朝贡,获取高额贸易利润。其中,宝德三年的遣明船,规模为历史之最。一行在明期间,处处以经济利益为首位,甚至威胁明朝给予高价,否则不再归国。在得到高价后,仍在国内挑衅滋事。此事所反映的正是明代中日双方对待朝贡贸易的认识不同,而这种不同,势必导致明代中日交往中更多的摩擦。

了庵桂悟使明与阳明学之初传日本——基于《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真迹实物与文本的研究

正德八年(1513)五月王阳明与日本遣明正使了庵桂悟在宁波会晤,阳明为撰《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并亲笔手书赠之。阳明序真迹在日本珍藏至今五百余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见证。本文对阳明序的写成、著录与递藏进行详细梳理,并依据墨迹原件对文本加以校录和辨证,以期学界对阳明序有更清晰准确的认识,以利进一步之研究。

“大运河与宗教文化”系列之四 晚明时期大运河沿岸的佛教文化 以日本策彦禅师《入明记》记载为例

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所写《入明记》是明代为数不多的行经大运河全程并且加以详细记录的文字。透过《入明记》的记录,不仅可以总结出当时大运河沿岸佛教寺院的一些特点,领略大运河佛教文化的繁盛,还可以看出晚明时期儒释道有较高的融合度。

《虎丘十咏》诗跋形成及东传日本考

《虎丘十咏》是南宋高僧虚堂智愚在苏州虎丘山云岩寺担任藏主期间为虎丘山十景所作的十首七言绝句。从元至明,至少有包括一名日僧在内的十三位僧人为此诗题跋。15世纪末,在云南五华寺住持雪谷宗戒、云南武定望族公子郭省斋和日本遣明使的共同努力下,《虎丘十咏》诗跋传到了日本。《虎丘十咏》诗跋的流传经纬揭示了元明禅林诗文的流播形式、僧人的诗文创作态度以及中国诗文东传日本的某种具体途径与方式。来华日僧历尽艰辛欲将《虎丘十咏》诗跋东传日本的行为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文化和禅宗祖师的尊崇,中国僧人促成《虎丘十咏》诗跋东传之举反映了中国僧人弘法东瀛的愿心,这种尊崇和愿心建立在两国共同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说明当时的禅宗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也是东亚的文化,是中日两国共同创造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