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偏好与政策扭曲:以1990年代的收容遣送制度为案例

政策扭曲是政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情形,它也属于制度变迁的一个内容。对政策或制度扭曲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政府偏好的因素在制度变迁和政策扭曲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收容遣送制度的变迁为我们解释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如何受到政府偏好的影响而被高度扭曲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案例。通过该案例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有关制度扭曲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即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塑造、分权化下的地方冲动和路径依赖的制约。

收容遣送制度研究

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收容遣送制度曾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随着民主法制的进步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收容遣送制度的不合法性和不合理性逐渐暴露出来。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容遣送制度的现状,并提出了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

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

收容遣送制度在最初的设计上,是一种救济制度,后来偏离了收容遣送福利性、救济性的本来目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大量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剧增,为解决城市市容和治安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有关收容遣送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就内容上来说,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在实践中,收容遣送的自由裁量权很大,严肃性大大下降,很多方面缺乏公正性,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

从收容遣送制度到社会救助制度的优化分析

本文对收容遣送制度、流浪救助制度建立的价值目标及手段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流浪救助制度在立法目的、救助手段、权利倾向、政府责任承担上的优化,进一步指出现行流浪救助制度的新问题,并指出流浪救助制度发展的方向。期待流浪救助制度能不断优化,从而使流浪救助制度价值目标实现逐步走向完善。

谁为收容遣送制度埋单

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推行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不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变化的需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新法规将从8月1日起施行.

收容遣送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我国从1951年开始实施收容遣送制度。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针对当时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等人群，政府通过组织其劳动改造，转化为从业人员予以安置。

从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的法理学分析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和生效宣告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从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制度变迁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进步,体现了对基本人权的人文关怀。然而,救助制度的良好运作则有赖于与现行制度的衔接。

由“初衷”而“扭曲”:析中国法律变迁的文化动因——兼议收容遣送制度之立废

中国的传统思维是象思维。以象来表征万物 ,致使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归于经验性的领悟。表现在立法的传统上 ,简单的纲领、方针、批示可以用于治国的原因 ,系因为处在不同位阶上的人 ,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以自己的立法、执法活动 ,去附从和具体贯彻口号、方针或批示。立法中也须贯彻方针 ,并有创新行为 ,积累的“创新”则使方针和批示在落实中 ,逐渐超出了适应的范围 ,于是初衷被扭曲 ,只能矫枉过正地废旧立新 ,再开始新一轮的附从与贯彻。

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十周年 孙志刚十年祭,推动法制的沉重肉身

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每天都有无数的生命凋零,他们的名字太容易淹没在资讯之中.孙志刚,一名温文尔雅的平面设计师,2003年3月17日晚上在广州,因未携带暂住证而被扭送收容,却遭收容站工作人员毒打致死,死时年仅27岁. 实施自建国初的收容遣送制度历经几十年的反对,终因此次事件所激起的法律界与舆论界压力而被废除,取代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各地收容遣送站的牌子被更换,而里面铁牢冰冷的栅栏和大锁被依次卸下.

中国正式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2003年3月17日,27岁的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派出所民警当作“三无人员”收容。3月20日凌晨,身患疾病的孙志刚遭到8名被收容人员的两度殴打,于当日上午休克死亡。惨剧发生后。

矫枉过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实证分析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原先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其实现的进步是应当明确地加以肯定的。但由于它出台比较仓促,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现实,在实际运行中也出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基于对北京市的实证研究,在充分肯定实施"救助管理制度"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客观地揭示该制度运行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并就进一步改革完善这一制度提出了系统的看法。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完善——基于权利与权力平衡的视角

2003年废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制度立法本意在于管理和救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了只重管理而轻救助的制度异化,取而代之的救助管理制度却只重救助而无管理。仓促的制度变革未能平衡好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导致了在实施中或失衡于管理或失衡于救助的困境。一方面需要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权利进行保障和救济,另一方面也要对其乞讨行为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故现行救助管理制度的完善需要从救助和管理两个方面进行。对乞讨行为的规制可以通过完善既有的社会管理制度,增设针对流浪乞讨者的专门管理制度来完成,对其救助则可以通过扩大救助对象,赋予救助站适当管理权限,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其他长效制度相衔接来进行完善。

救助管理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容遣送从一项行政救助措施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其不合法及不合理性也逐步暴露出来。而新的救助管理办法的制定在革除这些弊端并具有很大进步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如何完善它则是现今最应考虑的问题。

从“群乞”现象透视行政救助制度

我国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和救助管理办法的建立并没有完全解决流浪乞讨的相关问题,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现的“群乞”现象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困难。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既给与救助,又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和行政救助的目的。

收容制度该恢复吗?

社会救助制度代替收容遣送制度,是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集中体现,是人治与法治的“分水岭”

收容遣送的宪法性审查

近来孙志刚惨死广州一事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悲痛之余,人们开始思考造成孙志刚之死的原因.有人认为执法人员素质太低是直接原因,也有人认为将现行的国务院的收容遣送规定上升为法律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