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方式变化探析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这个时期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方式的变化,使红军作战从被动变为主动,也使得毛泽东的军事地位得以改变。他指挥红军作战方式的最大变化是从阵地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实际上是在军事上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运用运动战、游击战术，主动灵活的大迁移，而蒋介石的老战术——修碉堡阵地战在运动战面前已经失去了作用，这时期的红军处处主动，敌人却处处被动局面的局面已经形成，最后，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遵义会议后中央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研究

对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机构,前几年已有人对此作过研究,对它建立的时间、过程和这个机构的性质等问题作过若干论述,但有些问题值得重新探讨。本文拟提出几点意见,与中共党史学界的同仁切磋。一、关于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的名称在目前的各种回忆录和论著中,对中央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的名称记载各异,诸如“三人小组”、“三人指挥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军事小组”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是以“三人军事小组”作为正式名称的。新版《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则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为名称。尽管名称不同,实际所指并无二致,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名称不统一,毕竟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一个领导团队同它的核心人物是共生同构的。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团队,就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核心人物;有什么样的核心人物,就干出什么样的事业。

试论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瓦解敌军工作

瓦解敌军工作是红军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长征初期并没有真正开展,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将瓦解敌军工作真正落实在实践中,使其一改之前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中央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为以后瓦解敌军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浅谈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关于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影响,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可为今后研究博古的思想转变问题提供合理的借鉴。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夺取长征胜利和努力实现中国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转变的斗争中,取得的主要成就为:一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形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二是组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坚强领导集体;三是促成了全党、全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光辉道路。

生机与危境同在 希望和考验并存——再探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之战

翻开中央红军长征图,如果人们仔细留意,定会发现一个奇特而耐人寻味的现象:从红都瑞金出发,到抵达陕北吴起,历所一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的红色箭头,先是径直往西,后是折向北上,而唯有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期间打了一个缠绕的结。这个“剪不断。

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 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遵义会议后川黔滇边区的游击斗争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区创建并留下的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他们用自己的流血牺牲,保护了红军长征在云贵川三省人民中播下的革命火种,而他们血战到底、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去克服困难。今天,在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的同时,回顾这一段川黔滇边区的游击斗争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二月八日,扎西会议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决议大纲》里进一步说明,“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扩大红军,发展与组织广大的群众斗争,创造新苏区。

遵义会议后的李德

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中国名字叫李德,曾用名华夫。青年时期参加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东部的工人起义,1928年前往苏联。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同年秋,到达上海。1933年春,随中共中央到达江西瑞金,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政党由阶级中最活跃、最坚定、最有觉悟的一部分组成,有理论、有领袖、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纪律,构成了政党的基本要素。因此,决定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有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是我们党集体领导的萌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劝谁把统帅之位给毛泽东?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主要任职及活动

博古曾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追随者和执行者,由于他的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遵义会议后,他能正视并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为党和革命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会师,这之后,6月26日至28日、8月4日至6日、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在四川功县(今小金县)的两河口、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以及松潘县境西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博古在这些会议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博古为主任.12月17日至25日,博古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

传承遵义会议精神 走好贵州新时代长征路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斗争史上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事关生死的时刻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遵义会议精神正是围绕这次会议铸就和产生的,是站在历史的长河和哲学的高度对遵义会议的深层解读,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精神理念,是党的百年辉煌史留给贵州的珍贵财富,是激励着贵州人民在奔涌向前的历史潮流中勠力奋进、披荆斩棘、不断迈向成功的精神源泉。遵义会议精神照亮“黔行”之路。

遵义会议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历史性变革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再加上网络信息内容良莠不齐,导致部分大学生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将遵义会议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遵义会议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遵义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熟的一个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遵义会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它将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指导。本文将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精神内涵进行深入探讨,并从多个角度揭示它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专题的内涵、意义和实践

遵义会议精神是我国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来源,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和素材。将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专题,是思政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动思政课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第一章“人生的青春之问”教学专题中融入遵义会议及精神内核,关键要讲清楚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如何活着以及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三个方面,重在引导青年大学生落实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理解遵义会议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并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创造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两个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都具有巨大的转折意义。这两次会议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会上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理论上也有了重大突破。这两次会议之间是一种既相承又递进的关系。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历时三年多,党变得更加团结与稳固,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