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府志》点校本“俗语”部分点校失误举偶

本文就遵义市志办《遵义府志》点校本“卷二十风俗·俗语”部分与四川师范大学汉语研究所《蜀语》校注本进行对勘,指出《遵义府志》点校本三个方面的失误,即一脱文、二标点、三异文,以便研究者能更好的利用这一珍贵的语料。

论道光《遵义府志》的特色与价值

介绍了道光《遵义府志》的内容及成书概况,论述了道光《遵义府志》一书的特色表现与价值所在,认为该书对于今天研究遵义的历史、方志编纂以及进行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道光《遵义府志》的农学价值

道光《遵义府志》被称为"府志中第一",是反映古代遵义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记载了许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问题,如土地质量与土壤施肥、种植技术、除虫方法、水利灌溉、粮食存储、农具等,具有较高的农学价值,对遵义以及其他与遵义自然条件类似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道光《遵义府志》初探

《遵义府志》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史学著作,保存了遵义地域的其它志书无法考证的历史资料,是了解、研究遵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张之洞在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列出的三部优秀府志,《遵义府志》与《汾州府志》《嘉兴府志》并称。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曾评价此志为清代"府志第一"。

读《续遵义府志》

《续遵义府志》的编写方法和书中若干详实的资料,可供编写新志作参考。遵义在明万历时和清康熙时,太守孙敏政和县令陈瑄,先后修过志书。清道光时,遵义太守平翰和继任的张瑛、黄乐之,聘请郑珍、莫友芝纂修过著名的《遵义府志》。辛亥革命后第二年,麻哈人周恭寿(铭久)署遵义知县,在杨兆麟(次典)倡议下续修《遵义府志》

《遵义府志》中“巡抚李化龙”一说考证勘误

道光《遵义府志》第三十一卷《土官》中误将"巡按李化龙"记为"巡抚李化龙",导致后人对平播主帅李化龙与播州的渊源联系产生误会。本文引用相关史料予以澄清勘误。

道光《遵义府志》中平播战争史料价值探析

道光《遵义府志》详细记载了该地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研究末代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的灭亡和播州的改土归流,就应当利用好这样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该方志中涉及平播战争的史料可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选题视角加以利用。

《遵义府志》版本研究

《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第一府志",享誉中外。府志自问世以来,曾经多次重复印刷,版本繁多,难以认定,古籍市场十分混乱。厘清不同版本的成因、特征、认定规范,确认范本,对于加强历史名著、古籍的保护和利用,深入开展《遵义府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道光《遵义府志·风俗志》刍议

郑珍、莫友芝编纂的道光《遵义府志》,冠有"天下第一府志"之称,然而,历来对《府志》的研究,鲜有专论。观风化之盛衰,可知民心之醇醨,政教之得失。在编修"风俗志"时,郑、莫二人以是否合乎礼来判其醇疵,故有礼俗与陋习之分,他们秉承着考据详核的朴学精神与不畏非议的史家作风,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道光时期遵义地区真实的土风民俗。

《遵义府志》与《遵义新志》比较研究

道光年间郑珍、莫友芝所纂《遵义府志》与民国时期浙大史地研究所纂辑的《遵义新志》在体例、侧重点及编纂思想等方面各有特色,两者都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被学界给予了很高评价。本文对这两部志书进行比较研究以发掘其各自的闪光点及不足,期望为今后的方志编纂提供参考。

19世纪黔北方音研究——以《遵义府志·俗语》为中心

《遵义府志·俗语》是辑录晚清遵义地区方言词汇的历史文献,书中所存三百余条音注材料,记录了当时遵义一带的方音特点:声母方面,知庄章三组声母已经合流;知系字与精组字互注,合流趋势是读精组音;部分浊声母字清化;泥来二母出现互注;部分古次清声母与不送气清音声母互注;韵母方面,深臻摄字与曾梗摄字互注,合流趋势是[-η]>[-n];咸山二摄字合流,读[-n]音;声调方面,古入声字与平上去三声互注,入声尚未稳定地归入阳平;古全浊、次浊上声字归入去声。这些语音现象及特点,能够得到当时黔北民间契约文书语音材料的印证,共同反映了19世纪黔北方言的语音特点。

清末遵义府城的十三个书坊刻本

明万历平播以来,遵义为府城所在地,下辖一州四县,清雍正五年（1727）从四川划隶贵州,是贵州人口较多,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清道光年间,郑珍、莫友芝纂成《遵义府志》,浙江绍兴人、遵义知府平翰为序,其序言中评价遵义文化教育：“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分之一。谓昔地非夷乎,今视中州何异也？”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遵义,编修了一部《遵义新志》,其中写道：“遵义县教育之遍及,虽江浙各县,罕为伦比。”

走进“西南巨儒”的心灵世界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倔，自号鄙亭，又号紫泉、弭叟，贵州独山人。其父莫与俦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受教于纪昀、阮元等汉学宗师，友芝幼承庭训，很早便以学问渊博、并与郑珍合撰《遵义府志》而名震西南；友芝多才多艺，当世颇以诗名，其诗歌锻造精工，并每于其中夹杂或夹注考证文字，被视为宋诗派或学人之诗；版本目录学和书法亦令人称道（《鄙亭知见传本书目》宣统元年始出．即售到每部六两．

《贵州通志·艺文志》元明方志匡谬

地方志载经籍,最早见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坟籍志》,波流迁播。贵州方志诸如郭子章《黔记》、《贵阳府志》、《兴义府志》、《黎平府志》、《续遵义府志》都仿正史艺文志著录书目,条流派别,间述解题,以明原委,对方志艺文猥选诗文、滥登篇章的弊病,起了补弊纠偏的作用。而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以下简称《通志》)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正部居,严断限,明根据,省重复,书虽晚出,却颇得部次之法,学者置此一册,黔中文献大体包罗。惜著录多据旧有史志,未注明存佚,漏遗舛误之处亦复不少。即以地志类为例,其所收录为元代2部,明代45部,清代148部,附录民国10部,计215部,除黔人所修外省方志及著录有误者31部,实际只有184部。而我近年考订所得,则有近四百部,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

解诗之难,由此可见[读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原文]这首词（指《忆秦娥·娄山关》——引者注）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所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到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

陈矩辑《东瀛访碑图咏》

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史,很大部分充满着和平敦睦的篇章,其中出诸共同爱好,笔墨往还,从心弦共鸣的旋律里所建立的友谊,历代都有很多光辉长存的事实记载。晚清陈矩所辑《东瀛访碑图咏》册页(图一),便是其中之一的具体文物例证。

莫友芝信札中的那些人和事(之二)

自桐事起,八月十六、七两日即严城禁,从此闭城固守。廿三日,陶石卿、宝玉泉轻出阵亡,甚为可惜!自是近城五里,山中无处非贼。廿八日,贼攻西南城,城上枪炮杀一贼首,杀贼数十人,此后贼无日不窥城者,赖各处兵到渐多,城乃可守。所来各官中,唯韩南溪一人精悍斩截,最能办事。至九月十日以后,城中兵连出驱贼,皆有小胜。提军十四日已打通丰乐桥路,入城相视,至晚而丰乐一路复塞,遂宿城中.

《清代贵州师范教育》商榷

《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三期所载《清代贵州师范教育》(以下简称《清》)一文,对贵阳的师范学堂情况,叙述颇详。笔者僻处黔北,对全省情况未窥全豹,无可置喙。但对于《清》文最后一段:“当时……师范教育机构皆设于贵阳,黔北遵义到民国初年始有师范”之说,则尚有疑义。最近因协助纂集遵义县教育志及为遵义县志编纂委员会将《续遵义府志》断句,得知该书所载与笔者幼时耳食之言相符,而与《清》文所述,则有未合。据《续遵义府志卷十五·学校二》载: 师范传习所在城北火神庙。光绪三十一(公元1905)年。

从《平播凯歌》看平播功臣傅光宅

傅光宅（1547—1604），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丁丑科进士，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判乱，傅光宅以一介文官，作为平播副使，在平定播乱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我们品读他的《平播凯歌》（见郑珍、莫友芝编撰的《遵义府志》），仍能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傅光宅站在我们面前。

徐特立长征遵义留佳话

1930年,徐特立结束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的留学生活回到国内,在通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封锁后,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赣南革命根据地。一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徐特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自此,徐特立与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谢觉哉被并称为中央苏区＂五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