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遗老书史形象演变论析

20世纪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西方没有对应的参照物,使之并没有像绘画艺术一样成为争论的焦点,但“古今”“中西”的交汇碰撞促成了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转变。因此,在百年来书法史的写作中,清遗老书家的形象不尽相同,存在由高尚到耻辱、由凸显到遮蔽、由进步到保守的变化,直至今日,学术界对清遗老书史形象的阐述仍有分歧。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演变是政治、文化、经济多重领域互动下的产物,也是近代史观变革和发展的结果。

民国时期遗老书家群体的身份转化及书法立场

遗老群体在民初书坛作为一个鲜明的阶级集群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使他们因政治或经济因素不得已发生了身份的转化,由遗老型书家转向了学者型书家、政要型书家甚至半职业化和职业化书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参与书法活动时的立场也或多或少地因身份的改变而产生微妙变化。但总体而言,遗老书家群体仍受到“遗民情结”的牵制,身份转化并不彻底,书法立场仍旧保守,大多停留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游艺”思想中,缺少书法主体意识,在对书法家这一艺术身份的自我认证中仍处于困境。因而遗老书家在书法实践中难以出现艺术化的表达,也无法带领民国书法实现现代化转型。

民国初年前清遗老圈生存心态探析

民国初年的前清遗老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散居各地又相对集中于天津、青岛、上海等地。他们保持着前朝遗民特色的生活方式,避免于世俗接触、交往,同时,还想得到世俗的认同。作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他们与整个社会潮流格格不入。

从梁济“自沉”看中国近代遗老的文化心态

近代遗老梁济的"死义",表明一心期望"旧学复兴"的近代遗老们,所缺乏的是一种扬弃和批判旧文化所必需的心理承受力,他们承受不了一种非中国化的价值体系在生活中成为普遍观念的中心。在他们的心目中,"圣学"乃是具有超时空的、绝对合理和完美的、自我和谐的有机体系。这些晚清遗老们以一种潜逻辑的形式将各种文化信息、文化刺激归类到旧的认知框架中———这也正是许多晚清遗老在新旧嬗替之际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以尊临卑、虚矫自大的文化优越感的深层原因。深入探析梁济"死义"过程的文化心态,足可启发我们深思具有悠久文明遗产的中国何以在近代落伍于世界潮流,何以难于开发出民主和科学这类现代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实现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时代转换的必然性认识,而不是一味地沉湎在道德理想主义之中。

民国初年生存空间的歧异——前清遗老圈里的生死节义

民国初年前清遗老是一个久被忽视的社会群体,遗老圈内生存法则、方式都迥异于世俗社会。世俗对遗老圈评议话语的转变,以及遗老与当道交接,在生死节义问题上之心态,给世人呈现了民初近代化语境之外另类生存空间的多元和歧异。

民初前清遗老圈政治心态浅析

民初前清遗老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具体生存状态,很少受到世人关注,而其政治心态更加隐晦。对其政治心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旧嬗递之际所谓旧派人物心事之纷纭。

日记中的郑孝胥:关于晚清遗老精神特质的试探

晚清遗老,是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自绝于新的时代,继而大多以悲剧的命运终了一生。对遗老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遗老的诸多历史作为的思想渊源。本文以郑孝胥为典型,结合其日记中所包含的史料,认为遗老群体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政治保守性,道德傲慢性,以及妥协性的和平主义等精神特质。据此,我们获得了关于晚清遗老精神世界的更清晰、更全面的认识。

晚清遗老吴庆坻的人生历程

吴庆坻,清末民初人士,为晚清诸多遗老中的一员。他既非郑孝胥等活跃于政治舞台者,也非王国维等以身殉清者,更非如张勋等参与复辟者,当然也绝非樊增祥等投向新政权者。作为遗老,他以诗社替仕途,和诗明志。而略览其一生,他出身于仕宦之家,饱读诗书,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但他积极参与教育革新,希冀实现教育强国之梦。

清朝遗老群体中的柯劭忞之思想与学术

遗民是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特殊产物。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作为一群不侍民国的晚清遗老群体,他们选择旧体制,抗拒新时代、新思潮,从而使他们往往被打上保守与落后的烙印,也使其思想与学术更容易为人们所漠视,为时代所淘汰。透析晚清遗老群体的精神世界,可以发现柯劭忞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无论其在立身行事中所表现的爱国精神,还是秉承传统儒家信仰以致热衷于忠君复辟这一"伟业",以及对王国维晚年治学之微妙影响所折射出的治史态度,这些都凸显了柯劭忞在遗老群体中所占据的重要历史地位。

清遗老“戏剧热”解读——以易顺鼎“捧伶诗”为例

民国初,在清遗老中掀起一股"戏剧热"。遗老们狂热地看戏捧伶,并由此创作了大量"捧伶诗",其中尤以易顺鼎为最。

译界泰斗与逊清遗老——林纾与《林纾评传》

中国近代不乏这样的人物:原本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时代大潮的弄潮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落伍又成了阻挡时代潮流前进的拦路虎。这些人物中,材纾可谓是一个典型。戊戌变法后,林纾首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从而掀起近代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林纾几乎每年都有十余种译著出版,译作总数达180余种。这个记录,恐怕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打破。他是当之无愧的译界泰斗。许多人,包括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作家在内,就是从林纾的译著中认识到西方小说,开始对西方文学产生兴趣的。然而,随着对“民国”的失望,他转向怀念“大清”,甘心以“布衣”之身,当“逊清遗老”。又在“五四”文学革命发动之际,大放厥词,反对白话,力图维持“古文”的地位,成为螳臂挡车式的人物。

逊清遗老复辟及社会活动述论——基于1912—1922年青岛的考察

辛亥国体骤变,政权鼎革。众多清廷权贵政要心怀亡国之恨与复辟之梦,惶然离开北京,分别搭乘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火车,流寓青岛。逊清遗老充分借助青岛舒适的自然人文环境,购地筑宅,品茗吟诗,游山观海,置身世外的寓公生活已然成形。然而传统生活延续表象的背后却是,青岛逊清遗老纵横捭阖,灵活运用互通声气、乞求外援与舆论鼓吹等多种手段蓄意推展复辟,参与甚至主导了多幕影响深远的帝制还魂丑剧。凡此种种活动在青岛城市发展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生发为引人注目的青岛逊清遗老现象。

元祐中后期“调停”说辨析——兼论苏辙《颍滨遗老传》对史书的误导

元祐大臣的笔记、自传、日记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南宋史书的重要史源。然而,元祐大臣在对元祐史事的追述中常因维护自身及盟友而曲写史事。梳理元祐时期与“调停”说相关的史实经过,对勘苏辙《颍滨遗老传》等私人记述,可以说明苏辙所述吕大防、刘挚力主“调停”的说法不实。另外,苏辙、刘安世等人叙述的朝局因“调停”转向“绍述”的逻辑亦不妥。终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氏、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人为巩固元祐政局而实行有限度的人事包容,但在元祐中后期,这一做法被元祐强硬路线限制而难以展开。元祐政治失败的主因,是一些倾向熙丰却隐藏心志的后进,借助元祐大臣的提拔,参与政争,并逐步攻去元祐大臣,最终鼓动宋哲宗绍述。苏辙的自传,含有推卸参与政争及提携变政者之责的用意。

贺铸自编《庆湖遗老集》

北宋著名诗人贺铸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据《庆湖遗老集》前附《庆湖遗老诗集序》,记其七岁学诗,至哲宗元祜三年(1088),三十年间得诗不下五、六千篇。以为多妄作而多次烧掉。后“裒拾其余而缮写之”,“后八年仅得成集九卷”。是为《庆湖遗老前集》,而将元符三年(1099)以裒的诗作编为《后集》。此事又参其子方禀所撰跋文(在宜秋馆刊《宋人集》乙编《庆湖遗老集》附《后集补遗》)。而《前集》编成的时间,学术界有的订为哲宗绍圣二年(1095),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贺铸”条即如此说。今案,《前集》所编诗作,多自注赋诗年月日。

遗老王国维:被忽视的天才预言者

清帝颁发退位诏之夕,两位传统士大夫郑孝胥、恽毓鼎枯坐书斋,为之痛哭流涕.是日,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叹息日:"惟有以遗老终耳!"恽毓鼎则"悲愤交迫,几不聊生","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时,另一位遗老罗振玉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亡友王忠悫公亦在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王忠悫公即王国维,当时与罗振玉同在学部任职.王国维与郑孝胥、罗振玉等人一样下定决心终老林下,以竟遗老之志.

遗老的挽歌——彊村词创作新论

朱祖谋被尊为“集清季词学之大成者”,在词的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题材内容上,朱祖谋挣脱了个人的情感局限,在其中寄托与时代相关的认知和慨叹,将史实、时事与人情相统一。在艺术上,朱祖谋师从王鹏运,又取法梦窗、东坡,形成了疏密兼收、沉郁顿挫的艺术特色。

倔硬持节傅青主——郑怀兴笔下的明清遗老

傅青主,古今一奇人矣.医典之中,依其<傅青主女科>、<青主男科>名世,"其诊疾也微而臧,其用方也奇而法,有非东垣、丹溪诸人所能及者",人送美誉"仙医".文艺史载,青主思想宽博,通达经史、诸子、释老之学,其诗文锋芒内蕴,任性直率,古奥老拙,慷慨悲凉;其画多绘山水,"皴染不多,丘壑磊砂以骨胜,墨竹亦有气";其字草楷篆隶无不精工,狂放洒脱,苍劲洗练,顾炎武批语:"萧然物外,自然天成".

鲁迅与中国遗民文化的“相遇”

鲁迅与中国遗民文化存在着深度关联。无论是绍兴时期、日本时期还是北京时期,鲁迅与遗民群体都有着较为深刻的情感认同和精神联系。但是,鲁迅又对“遗老”“遗少”为代表的清遗民展开过激烈批判。鲁迅从自觉接受遗民文化影响到起而批判的思想演化,不仅昭示了遗民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生存窘境,也彰显出传统文化在“转型时代”依然具有的强大惯性。我们在强调鲁迅反传统面向的同时,不应忽视遗民文化等传统文化因子对其产生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