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文本、礼仪与政治秩序:宋代遗诏的政治文化史研究

宋代遗诏属仪式化文本,有其固定的结构,一般可划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对功业、生死的个性化表述,多由翰林学士起草;二是皇位继承人和太后等身份的安排,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太后、嗣皇帝和宰执各有其立场,一般是妥协的结果;三是办理皇帝丧葬礼的指导性原则,虽多因袭以前文字,但并非可有可无。大行皇帝遗诏是嗣皇帝即位礼和先皇丧葬礼中必不可少的文本,从寝殿小范围即位,经过朝堂宣读,并通过驿递和登极赦几乎同时传送至地方,先皇去世和今上即位的信息通过它呈波纹状传播,而臣僚通过上慰表、贺表,完成政治秩序上的再确认;朝廷同时派遣使臣分路告谕抚慰,并告哀辽金,从而实现政治秩序上的平稳过渡。遗诏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皇位继承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不限于此,只有将其放在特定的礼仪场景下考察,才更易把握它的意义,而从遗诏阙失角度更能凸显它在帝后丧葬礼中的关键性作用。

隋有《格》《式》考

本文是對樓勁先生《隋無〈格〉、〈式〉考》的商榷。文章認爲如果《式》的性質是一個部門或一類事務的辦事細則,隋朝就制定過《式》。唐初《禮部式》繼承的應當就是隋《式》。就《格》而言,隋朝不僅有非制敕編輯類的《勛格》等《格》,也有以“立”的方式編定的制敕編輯類《格》。特别是《隋書》中有4條資料直接寫有“律令格式”,且其中一條並非後人撰寫,而是當時人即隋文帝留下的遺詔。遺詔中明確寫有“律令格式”,證明隋朝確實存在著《格》和《式》。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震荡与调适:隆庆政治的走向

嘉隆万是明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相对独立的单元。大礼议是这一时期的新起点,也是连接这一时期政治的主线。世宗去世之后,徐阶所草拟的世宗遗诏被人们视为隆庆朝与嘉靖朝"决裂"的重要标志。高拱被穆宗重用后,充分肯定了世宗钦定的大礼议,旗帜鲜明地坚持世宗朝的政治路线,使隆庆朝在震荡中得以调适,完成了与嘉靖朝的理性对接。这是高拱对隆庆政治的重要贡献,也是高拱在隆庆政治中有所建树的基点。

张璁议礼思想述论——对张璁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之说的批判

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要对明代中后期改革历史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大礼议事件。而重新审视大礼议的关键在于剔除张璁“迎合”世宗的传统偏见。从张璁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武宗遗诏、依时据实和顺应人情等三个方面反映出的议礼思想来看，张璁对杨廷和违背武宗遗诏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主张的坚决抵制是合法、合理、顺情之举，而非“迎合”、“揣摩”世宗之私心的“小人”行为；在大礼议中，杨廷和追随者对其违法、悖理、逆情的主张极力迎合附会，他们才是真正的迎合集团，这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代大礼议新探

要客观地认识明代中后期历史发展趋向和全面地认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改革特点，重新审视“大礼议”，搞清明世宗独立于孝宗帝系称帝的政治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大礼议的核心不是世宗之父兴献王朱阮能否称皇称帝的尊祀问题，而是明世宗朱厚璁能不能按照武宗遗诏称兴献王为父为考的问题。大礼议之争明确了朱厚璁与朱阮的父子关系，其法律意义就在于使世宗与孝宗帝系决裂，而以独立的姿态执政革新。从此。

孝文帝的顾命大臣和宣武帝初年北魏政局

(一)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4月25日,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南伐时病逝于谷塘原(今河南邓县东南)。临终遗诏以咸阳王禧(太尉)、北海王详(司空)、王肃(尚书令)、广阳王嘉(左仆射)、任城王澄(右仆射)、宋弁(吏部尚书)六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恪称帝执政。孝文帝为什么要安排顾命大臣,并且是六辅呢?从北魏历史上看,曾有六辅和四辅之设,孝文帝设六辅当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明元帝末年(公元423年4月),“命世祖(即太子焘)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以长孙嵩、奚斤、安同为左辅,“坐东廂西面西”;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坐西廂东面”,共决国策。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正月,“皇太子始总百揆”,“命侍中·中书监穆寿、司徙崔浩、侍中张黎、

《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译注

《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是研究赫梯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一世废黜和重新选择王位继承人以及由此引发的王室内部的一系列王权斗争等历史事件。此外,哈吐什里一世的这个重大举动和他在文中对自我形象的刻画也树立起赫梯国家国王的形象,回答了赫梯国王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的问题。这篇文献是认识赫梯国家早期王权继承和王国内部政治统治状况的重要史料。

论麦都思的典籍翻译理念——以《新遗诏书》为例

汉学家麦都思作为《圣经》《书经》等典籍的译者,在其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有着深邃的理论思考。本文以他的第一部典籍译作《新遗诏书》为例,结合他的书信等相关史料,来讨论他在当时备受争议但却领先于同时代译者的翻译理念,并指出他的翻译思考对于当前典籍翻译的价值及意义。

汉代王侯受赐特点论析——以《史记》《汉书》景帝遗诏的差异为视角

对《史记》《汉书》所载景帝遗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史记》景帝遗诏所载赐爵事恐有张冠李戴之嫌,将本不属遗诏的赐爵事也书于其中。实际上,汉廷对诸侯王概不赐爵,虽存在皇帝(或皇后)对个别列侯与关内侯特赐授爵的情形,但从不泛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多为金、驷马、封户等,这种赏赐原则也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北宋遗诏与皇太后垂帘听政

北宋一朝共有9位皇帝,却出现了5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其中有些皇太后的地位与皇帝相差无几,甚至与皇帝并称"二圣",代皇帝奉祀太庙,与皇帝共同接受百官朝拜。但是北宋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始终受到各种限制,除了士大夫们的抵制、特有的政治体制、皇太后自身的能力与实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遗诏始终在限制着她们的权力。遗诏既是皇太后得以垂帘听政的依据,又是限制她们听政的工具,由此使得北宋皇太后垂帘听政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

明代皇帝遗诏与即位诏关系初探

明朝的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皇帝遗诏与即位诏的作用更加凸显,尤其在皇位更替之际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遗诏与即位诏关系密切,共同确保皇权的顺利交接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两诏中有大量兴利除弊的内容,这集中体现了大行皇帝临终悔过之诚和新皇帝的图治之心。

明代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的政治功能

本文通过对明代内阁阁臣代逝去的皇帝起草遗诏和代新即位的皇帝草拟即位诏书两件大事,说明阁臣的“代王言”在明代政治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阐述了阁臣在明王朝新旧交替之际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

明朝诏书规制考:以皇帝遗诏和即位诏为中心

就帝制时代的中国而言,有关遗诏和即位诏的记载,大明王朝可以说是最为完备的。这些诏书内容十分丰富,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公告性质的诏书,遗诏和即位诏的基本格式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用语;第二部分是诏书内容;第三部分是诏书的结尾用语;第四部分是落款加盖玉玺,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帝诏书的撰制、颁布及缴回

走入北京故宫西华门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陈列室,在"皇帝专用文书"展柜中,一件长约2.3米、高0.8米的诏书最为吸引观众,这便是康熙帝遗诏。人们对这件诏书之所以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能部分廓清与雍正继位有关的民间传说。此外,也有人会对诸如诏书撰制、颁布程序以及诏书现存份数等问题颇感兴趣。本文根据相关档案记载,谈一谈清代诏书撰制、颁布、缴回的相关问题。

朝鲜保存《康熙帝遗诏》研究

朝鲜保存着《康熙帝遗诏》三个版本,若干相关资料,足以证明清朝政府掩盖了康熙驾崩实况,伪造并反复修改、毁灭档案,篡改《实录》之事实。自雍正以来,中国民间传说皇四子夺嫡,是有依据的,所谓档案和《实录》的背后,还存在剥茧求真的任务。

洪秀全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炮舰的冲击下,开始步履艰难地向近代迈进,但当时的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是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无情压榨,地主阶级疯狂的土地兼并,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对立局面,经济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开始演化为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在这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遍布中国的历史土壤里,洪秀全,这位近代中国农民阶级领袖,在苦苦寻求着消除两极分化,人人饱暖的道路。

从帝王遗诏涉医内容看唐代医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历代医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已经引起学界一定的关注,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从帝王遗诏中的涉医内容入手,考察唐代医人的社会地位变化的文章还未多见。帝王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以其态度来推断当时医人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是有可行性的,而唐代帝王的疾病体验及其对医人的看法较多的体现在了他们的遗诏之中。本文梳理了唐代历任帝王遗诏中的涉医内容,以此为出发点推测唐代医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并进一步探讨其变化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