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中京坊名小考

辽中京建于辽代全盛时期,其规制仿北宋汴京,较之辽上京,更多体现了中原传统建筑的特点,城市功能更加完备。中京同南京一样,城内有作为居民区的坊的设置。但是与南京已经发现的30多个坊名相比,中京目前已经发现的坊名微乎其微。张国庆先生认为“目前只在出土辽代石刻资料中见到一坊——贵德坊。可以肯定地说,辽中京绝不会只有贵德一坊”(张国庆:《辽代石刻所见辽朝史事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221页)。

试论辽朝宫使的设立与发展问题

辽朝宫使作为与前期政权演进历程中斡鲁朵性质的变化紧密相关的职官,正式设立于辽圣宗朝,与某宫都部署并非同一职官。在兴宗、道宗时期,宫使的职能发展得更加完善,可分为统领禁卫;总体处理斡鲁朵军政事务;代替辽帝监军;代表皇帝处理大臣与邻国丧葬事务等。至天祚帝朝,随着辽朝政局混乱,宫使渐趋没落。

俄语中“契丹”是源自辽朝的强盛吗?

关于俄语中“契丹”的来源,学者均认为是因为辽朝及西辽(哈喇契丹)的强盛,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蒙古西征也是一个原因。实际上,辽朝、西辽均不与罗斯接壤,罗斯也未与辽朝、西辽发生交往,故俄语中称“契丹”并非因为辽朝的强盛而导致的,而是源自早期蒙古人对辽朝的称谓。因称阻卜或达靼的早期蒙古诸部曾为辽朝西北路招讨司下辖的属部,而辽朝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契丹文国号为“哈喇契丹”或“契丹”,故早期蒙古人称辽朝为“契丹”。辽朝灭亡后,蒙古人兴起,他们继续称金朝乃至中国为“契丹”。后来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这一称谓也随之远播欧亚。因罗斯曾沦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附庸长达两个多世纪,故俄语中称中国为“契丹”是沿袭自蒙古人。

辽朝节镇体制与五京驻防

辽朝节镇体制构成京州军驻防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五京驻军可分为衙军系统与州(京)军系统。衙军系统的军事长官为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指挥使之下,设有各类衙前职。州军系统设有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步军都指挥使又称马、步军都虞候。辽朝五京留守、大蕃府知府、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皆下辖军队,除衙军与州军外,部分府州长官还通过军事兼衔统辖其他军队。京州驻军遍布辽朝各战略要地与交通要道,为辽朝“雄长二百余年”作出重要贡献。

辽、宋、金时期契丹族历史文献的生成初探

契丹族历史文献在汉语和契丹语两种语境中生成,从内容上看,有官方编订的国史、实录、日历等政治典籍,也有民间学者的文集、笔记,其题材涵盖经史子集,其内容涵盖契丹族和辽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极为丰富。辽宋对峙期间,宋辽情报战的结果是生成了大量有关契丹与辽的历史文献。首先是出使辽朝使臣撰写的“行程录”,其次是宋朝学者根据所见所闻书写的有关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史籍。统治辽朝故地的金朝,同样重视契丹族和辽政权史籍的书写,《辽史》在金章宗时期生成。这些于宋金时期生成的史籍,从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另一种面貌,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个民族及其政权。总之,辽、宋、金时期契丹族和辽政权历史典籍的生成,留下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历史记忆,也展现了汉、契丹、女真等各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辽对回鹘佛教的影响

辽朝尊崇佛教,尤以密宗、华严宗为盛。辽与回鹘关系密切,辽朝境内有不少回鹘人存在,对契丹社会存在一定影响;从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回鹘文残卷看,《契丹藏》在高昌回中有所传播,回鹘人中存在诵读汉文佛典的传统,汉文佛典的流行,对回鹘语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辽僧所撰述的最新佛教经典和教义,如辽朝诠明和尚的佛经注疏、辽朝高僧希麟编纂的《续一切经音义》和《龙手鉴》等也流传到了敦煌和吐鲁番,对回鹘佛教产生的深远影响。

辽朝宫卫体系研究

辽朝完整的宫卫体系形成于中后期,空间上形成小禁围、大禁围、禁围外三大区域。每一区域有各自的宫卫,小禁围内有两重宫卫,另外两大区域各拥有一重宫卫,共计四重宫卫。各区域宫卫军依次由南北面都护卫太保、诸行宫都部署、殿前都点检掌领。三位宫卫长官皆有自己的直属军队,他们职能相近,分工明确,共同协作构成辽朝的宫卫体系。在辽朝宫卫体系发展过程中,以诸行宫都部署为首的宫卫长官逐渐参与到辽朝军、政事务之中,辽朝宫卫组织也由最初的军事机构逐渐转变为具有军、政双重性质的机构。辽朝宫卫的演变与运作机制反映其在国家治理中实行的是军事与政治双重运行模式,而非契丹人和汉人的双轨运行。

杨富学著《由松漠暨流沙——辽金历史初探》出版

杨富学博士著《由松漠暨流沙——辽金历史初探》作为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第三辑的一种,于2023年9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刊行。全书340千字,共19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契丹回鹘篇,分别就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论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回鹘与辽上京、西瓜由高昌回鹘入契丹路径问题考辨等新资料展开具体论证;第二部分为契丹内亚篇,以辽朝的西疆经略为新视野,围绕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耶律大石征服东部喀喇汗王朝史事新探、耶律大石对西喀喇汗王朝的征服、西辽在西伯利亚南部活动觅踪等方面进行阐释;第三部分为辽金史论篇,以史料为依据,利用新的考古资料,对辽金佛教对西夏佛教、辽金对东北亚丝路沿线的文化、经济、民族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提出新观点,尤其是“黑龙江”名称溯源兼及民族语文对历史研究之贡献,涉及民族语文与民族史研究。

辽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辽夏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辽夏关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圣宗时期,辽主夏从,联合制宋,辽朝占据主导地位;兴宗时期,辽夏交恶,战事迭起,辽朝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仍维持辽夏臣属关系;道宗、天祚帝时,夏辽敦睦,协同抗金,尤其是辽末,西夏反客为主,在辽夏关系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辽朝赐剑印现象探析——兼论辽朝便宜之权

辽朝统治者时有赐予臣子剑印的举动,这一举动通常会与便宜之权的授予联系在一起。赐剑印与赐旗鼓等为辽朝统治者授予臣下便宜之权所借助的主要形式,而御赐的剑印与旗鼓等可以视为臣子拥有便宜之权的凭证,便宜之权的授予对象一般为领军大将或镇守一方的地方官员。不过,辽朝便宜之权亦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一般仅适用于军事或民事,并以军事为主,而臣子行使该项权力时不得超出适用范围。辽朝便宜之权既受到唐宋五代时期便宜之权的影响,也对金朝便宜之权的授予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便宜之权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故辽朝统治者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会考虑授予。

试论辽朝的承“中国”之制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坚持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广泛吸收接纳周边民族的文化,从而形成了多元融汇的社会文化面貌。这种广泛吸收接纳周边民族文化的现象,在制度实践上则集中体现为遵循“中国”之制。辽朝的承“中国”之制,体现在政治制度、礼制、律法、文教制度等诸多方面,对于辽朝维护统治有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也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论元初北方士人的“辽朝观”

元初一些北方士人承认辽朝的历史地位,或将辽朝视为唐朝继承者之一,或将其视为中国王朝谱系内重要一环,还有士人认为辽朝主导了当时的“夷夏”秩序,辽朝独特的政治风貌也得到部分士人的重视。元初北方士人对辽朝的文化、风俗评价不一,一方认为辽朝崇儒重文、风气醇厚,一方则认为儒学与科举在辽朝停滞困弊、无有进展。不过士人普遍认可辽朝的武力功业,军事强盛已成为辽朝的基本标签。元初北方士人呈现出的“辽朝观”表明其并无狭隘的汉人王朝史观,士人对辽朝的个别论断虽有偏颇之嫌,但这与元初之人已不熟识辽朝事迹相关,由此亦可理解元修《辽史》之难。

辽朝春捺钵文化元素在泰来大米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黑龙江泰来大米有“千年水稻,百年贡米”的美誉,但大米包装大多设计滞后。生态农业品牌“洮原地”大米的产地黑龙江泰来,曾经作为辽朝的春捺钵之地,因此可以在其包装设计上凸显地域特色文化。把辽朝春捺钵文化融入到“洮原地”大米包装设计中,从材质、图案、色彩、文字等方面,使用辽朝春捺钵文化元素进行创意设计,不仅能够塑造特色鲜明的地域品牌包装,提升产品价值,也能够提升大米包装设计文化内涵,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生活。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契丹文化与北疆文化研究浅谈

契丹文化并非单一族群文化,而是受到奚、渤海及中原汉文化多重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契丹文化是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其他族群文化而形成的。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契丹文化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为中华文明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契丹族是发源于松漠地区的鲜卑宇文别种,其原本活动区域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和戈壁之间,因而契丹文化发源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如契丹人日常居室为可自由拆卸的帐篷,日常出行多骑马或骑骆驼,大多数契丹人在各自的畜牧地内过着游牧生活,日常以放牧牛、羊和马为主。他们平时放牧,战时作为部族一分子而出征。辽朝建立后,辽统治者基于这种生活习惯建立了群牧制和部族军制,使辽朝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说,契丹族这种日常游牧生活是辽朝在10—11世纪称雄东亚的基础。

辽朝国舅详稳初探

辽朝的官僚体系中,国舅详稳一职是为管理辽朝的国舅族与国舅帐事务而专门设立的,该职约设立于穆宗至圣宗朝初期之间,在圣宗亲政后相关建置得到完善并被纳入到辽朝正式的封建职官体系中,在辽朝皇帝加强集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仍具有军政合一的部落官制色彩,在铨选方面也存在有特定群体充任、累世选任等诸多特点。可以说国舅详稳一职从设立到完善的过程是辽朝官僚体制一步步走向封建化过程的缩影,其背后体现着辽朝皇帝与后族势力之间的权力博弈。

辽朝翰林院制度研究述评

辽朝翰林院制度沿袭了唐五代设置,同时辽朝根据自身统治需要,进一步发展翰林院制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在辽朝翰林院设置渊源、机构、职官设置、职掌、官员迁转、翰林院与大林牙院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对辽朝翰林院制度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分析,并充分吸收借鉴唐宋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方法,将翰林院放置在辽朝中枢体制视野下进行探索研究,有助于辽朝翰林院的性质、建立时间、翰林学士与林牙关系等问题迎来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辽朝耶律俨考

耶律俨本姓李,辽朝汉人,以主持编修《皇朝实录》而知名。辽道宗咸雍年间,他进士及第后仕宦升迁迅速。耶律俨曾3次出使北宋,寿昌五年(1099),他作为泛使副使出使北宋调停宋夏争端,暂时阻止了北宋的开边政策,维持了宋、辽和夏3方的平衡,回朝后拜参知政事,升任宰相并赐国姓。辽道宗死后,他与耶律阿思同为顾命大臣。后世虽对耶律俨的评价多为负面,然其在辽朝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

辽朝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探析

辽朝后族享有的传统政治特权主要包括固定与皇族通婚、世选为高官。随着辽政权的发展,固定通婚特权呈现出通婚家族进一步被限定,并受到外部其他民族势力的挑战,世选为高官特权则出现世选群体细化、世选职官范围增加且级别下移的趋势,从而导致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整体表面上看似被强化,但实际却被弱化。究其原因,是因为皇族政治实力不断提升,导致后族与皇族之间的联合执政局面被打破,后族享有的契丹民族传统政治特权必然要受到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辽朝由传统边疆游牧民族政权向中原帝制王朝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

辽朝杖刑考述

受双重法律传统的影响,辽朝杖刑的执行方式灵活多样,适用罪名广泛,且可附加或代替其他刑罚使用,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刑罚。大规模对官员使用杖刑是辽朝杖刑制度的最主要特征。缘其根本,除君主因怒滥刑外,整顿吏治与加强皇权才是更深层次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