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

宋末元初,人数较多的蜀中士人走出三峡以避战乱。南宋朝廷为他们提供出仕的机会,兴学以育其子弟,既能从中选拔人才,也可维护社会安定。入元后,蜀籍士子有的拒绝出仕,有的迫于生活压力任职于新朝。蜀籍人士通过乡情、亲情,结成关系亲密的蜀人群体以利于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生活。蜀中士人的外迁,导致了巴蜀地区学术文化在元代的衰落,当然,也促进了流入地的学术文化的发展。

《剥》卦卦爻辞及其体现的治国避乱思想

《剥》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三卦,其象五阴自下渐长,消剥一阳。阴盛阳衰,小人壮而君子病,天下乱局,但有瞬时而止之象。民以食为天,有食则安,无食则乱。卦爻象辞体现的“上以厚下安宅”理念,对治国避乱有诸多启示。本文从《剥》卦爻象变化入手,解析卦象爻辞拟定根由,同时对其体现出的治国避乱理念进行诠释。

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

"安史之乱"时杜甫曾在
州的三川、羌村避乱,但详细情况后世研究者均语焉不详。对杜甫避乱
州的行踪详细考辨,可以得出杜甫避乱的时间、路线,可对杜甫在此期间所作的诗篇重新编年,也可对杜甫途经之华原、同家洼的位置,是否北上延州等相关问题进行澄清,可纠历代注杜家的疏误,于杜甫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基于EKC和PPH假说的实证研究

测度工业行业污染强度和政策环境规制强度,利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基本上成立。同时污染强度与规制强度间存在反向关系,污染避乱所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不过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污染治理的效果不同,东部最明显,然后依次为中部和西部。为应对污染产业转移,应实施环境责任追溯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民众诉求的畅通渠道。

论古代陕北崖居

陕北地区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历史环境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陕北崖居。陕北崖居不仅仅在规模、形制、选址、功能等方面独树一帜,而且与用于军事、政治目的的堡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陕北地区,崖居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方式,也是古代陕北地区社会变化、民族关系和治乱状况的一个缩影,从侧面反映了陕北地区的历史变迁。

初唐浙东诗路的发展

东晋南朝,浙东名山文化逐渐形成,和名士文化一起,伴随着诗人们游历的行踪,诗路已初具雏形,诗路文化已初具特色。到初唐,浙东诗更多,有不少浙东本地诗人,不少北方诗人曾游浙东。一些诗人未见浙东诗,但也曾宦游浙东。有少数北方诗人专程漫游浙东,有北方佛道方外人士隐居浙东。初唐诗人游浙东的范围更广,一些身在浙东之外甚至未游浙东的诗人,写有浙东风物。具有浙东诗路特点的名士文化开始进入诗歌。一些诗人贬浙东而少怨愁,甚至向往留恋。这与南北统一有关,与浙东宜居的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但与盛唐以及中唐前期浙东诗路相较,无论诗人、诗歌数量,漫游、隐逸诗人及诗人群体情形,均相差甚远,这充分说明初唐只是浙东诗路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与初唐士风政风有关,与漫游之风的发展有关。一种文化也需要时间积累。初唐浙东诗路,是东晋南朝诗路向唐代诗路高潮的一个过渡。

铭心泣血向阳湖——评《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兼及《向阳情结》

以城外同志编、著二书为依据,列举大量确凿的史实,论证"'五七干校'"是人间炼狱,"它对中国文化及文化人的创痛是极为深巨的"。同时也较为深刻地剖析了"向阳湖文化人"在劫时与劫后的文化心态。

陈樵诗歌中的隐逸思想

陈樵乃元代江南隐逸诗人的代表,其《鹿皮子集》今仅存四卷,计诗281首,仔细寻绎,我们可窥其隐逸思想之一斑,即避乱终老之隐、山水田园之隐与游仙之隐。陈樵选择隐逸,有着时代、家庭、师承以及人生观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他身在山林,心念苍生,专意著述,以理学家、经学家自任、自许甚至自负。陈樵思想复杂,兼容并蓄,然观其一生,儒家思想是立身之本,释、道思想终究是"治心"之术。

明清以降榆次堡寨的分布特点

榆次的村名和古迹名称很多带有“堡”“寨”的字眼,而堡与寨在具体的建造时间、建造位置、建造方式、资金来源以及防御功能上各有不同。这些堡寨的兴建无不与某个特定时期动荡的时局有关,无不反映着当地居民求稳避乱的生活诉求。

万寿祺与淮安诗坛的遗民交游创作

明末北方战乱至清初进一步波及江南,为避难、治生,南北文人纷纷涌入淮安,清初淮安诗坛因此名家云集。万寿祺以其卓著的诗歌、艺术才能,长久的居住时间,活跃的交游及广泛的影响,成为寓淮文人的重要代表。考万寿祺避难、治生等入淮缘由,大略可见时人纷纷入淮的社会、历史状况及部分细节。万寿祺与本地、流寓遗民展开广泛的交游,在此基础上,通过以姻亲、友朋关系增强淮安吸引力和主动充当淮安遗民交往中介等方式积极作用于当地的遗民交游。万寿祺从“量”与“质”两个方面影响着淮安诗坛的遗民创作,即,围绕着他,淮安诗坛生成了大量遗民诗篇,其中不乏以直白的情感表露、犀利的语言表达、酣畅的风格书写对抗时间、世俗的遗民情志者。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的发展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不少文人因避乱或漫游而来浙东,寓居浙东的文人也很多,宦游浙东的文人中,也有不少在任所之外漫游。中唐前期50年间浙东诗人总数几乎与初盛唐138年相当,留下浙东诗的总数,则超过初盛唐138年的总和。写有浙东诗的诗人中,曾游浙东占绝大多数,也远远超过初盛唐。究其原因,与地理位置和山水以及经济发展和交通有关。但是更吸引文人的,则是浙东自东晋以来形成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名士文化氛围。同样的刚刚经历战乱,同样的避乱南奔和文化南移,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形成新的名士文化,吸引大量文人来游。

杜甫弃官奔秦州原因再探析

杜甫乾元二年(759)七月从华州弃官,举家奔秦州,这是杜甫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自两《唐书》杜甫本传的记载和宋代学者的讨论开始,学界有关杜甫弃官奔秦州的原因的探讨形成了五种说法,分别是"关辅大饥说""政治失望说""因人远游说""与上司不合说""罢官说"。其中"关辅大饥说"和"政治失望说"是最通达的说法,政治失望是杜甫弃官的内因,关辅大饥是杜甫弃官的外因。然而在这些探讨中,"关辅大饥"这个外因稍显薄弱,关辅大饥可以直接导致百姓奔逃,但是并不能直接导致官员奔逃。杜甫弃官华州奔秦陇的原因与乾元二年三月之后史思明叛军再次蹂躏中原,兵烽再度逼近潼关有直接关联。由于此时正值唐朝平叛的低谷时期,杜甫担心叛军再次攻入潼关,担心华州再次沦陷,故而提前弃官西逃。这从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一首诗中的"不关轻绂冕,但是避风尘"一句可以得到印证。对于安史之乱战争形势的忧惧是杜甫选择离开华州的直接外因,"避战争风尘"说则是杜甫弃官的另一个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