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避恶”——论一种消极的政治观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和洛克为例,论述一种消极的政治观,即:在观念层面上,它不提倡有“远大”目标,不觊觎上帝的世界;在经验层面上,它以人性恶为论证前提并提出防范权力滥用的主张;在制度层面上,它将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和为他们实现各自的理想提供充分的条件上。这种消极的政治观对于近现代的政治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民主政治的形成影响很大。

“避恶”对于“趋善”的前提性意义——兼论“成功学”与“正当论”的关系

西方主流哲学往往强调"趋善"胜过"避恶",而日常生活中的"成功学"心态也流露出了类似的片面性倾向。但深入分析可以表明,在善恶互动的三种基本形式"分离性并存"、"对应性关联"和"悖论性交织"中,防止负能量的"避恶"对于获得正能量的"趋善"总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前提性意义。因此,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把达成目的的"成功学"建立在设定底线的"正当论"之上,以防止不可接受之恶对于自己存在的实质性否定。

自由意志能够随机偶然地行善作恶吗?——析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

从奥古斯丁起,西方主流学界往往依据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二元对立架构,主张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具有随机偶然的倾向,既有可能鼓励人们行善,也有可能怂恿人们作恶,结果扭曲了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其实,无论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人们的自由意志始终遵循着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只有抓住了这根一定如此的必然链条,我们才能在元价值学的层面上揭示人们在诸善冲突中如何基于意志自由达成现实自由的内在机制。

党员干部当趋善避恶

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看到良好的行为,就生怕自己无法做到;看到恶劣的行为,就要像用手伸入滚烫的开水中一样赶快避开。“见善如不及”与“见不善如探汤”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求善就会避恶,避恶亦能扬善。前者是党员干部应该追求的道德境界,而后者则是党员干部应该守住的道德底线。如果没有对更高道德境界的追求,那就难以获得修身养德的内在动力;如果缺乏道德底线的坚守,就会突破外在约束,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怎样界定善恶概念——兼析元价值学与规范价值学的区别

作为涉及人生价值的一对基本评判标准,"善"的核心语义其实是"有益-可欲-快乐-赞许"的四位一体,"恶"字的核心语义其实是"有害-厌恶-痛苦-非难"的四位一体,并且因此分析性地决定了人类行为在元价值学层面的"趋善避恶"取向。但由于人们常常拿自己的规范性评判取代这些元价值学的核心语义,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了一些严重的混乱扭曲,有必要加以纠正。

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内涵的生成性分析

文章认为“趋善避恶”是功利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文章围绕功利主义“趋善避恶”这一核心观点对功利主义思想在问题的提出、“善恶”范畴的释义、功利主义理论范式的转换及法则的演绎四个层面来解析功利主义思想体系的生成.

人性观的差别对于公正政治制度的影响——休谟“无赖假设”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比较

政治制度公正一直是人们长期以来孜孜追寻的理想目标,休谟有一个著名的"无赖假设"以人性恶为基准,作为其进行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而中国则以道德诉求为手段,典型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思想。前者为了避恶,后者则要求政治道德之"善",各有所长。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取两者的中间状态,取长补短。

微时代下的人性思考

文章分析了在善意的驱使下小微博展示出的大力量,以及在恶行影响下微博传播产生的危害性,提出了加强引导,强化微博传播管理的对策。即:法律调节,扬善抑恶;理性指导,控制情绪;教育引导,调整行为。从而更好地促进微博行业的健康发展。

“人生意义”的元价值学分析——兼答“我是谁”的哲理问题

从元价值学的实然性视角看,"人生意义"首先取决于人们在展开生命的进程中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善,试图避免什么样的恶,然后取决于人们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对于各种不可兼得的善价值的主次定位做出了怎样的权衡比较和取舍选择,乃至最终确认了一条什么样的终极性人生正道,且不管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也要努力加以实现。与此相应,"我是谁"的谜底同样在于一个人遵循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围绕善恶是非的实质性价值内容展开的评判诉求和取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