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清代避籍制度与文学关系探论

清代避籍任官制度促使大量文官文人群体,离开原籍,通向大江南北,他们的文化文学活动牵连原籍与避籍任职地,在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互动中形成了一个多维文学“流动空间”。避籍制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旨在通过研究联结二者的重要媒介“社会文化”及“生活于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人”,以制度-文化-文学,制度-人-文学的研究模式,试图厘清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多重互动关系,从本质上揭示避籍制度与文学的内在关联,把握文学史的复杂流变和演进规律。

寄居与殖产风潮下的宋代任官避籍制度发展

回避制度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产生,随后发展成为避亲和避籍这两项制度。其中,避籍制度在宋代之前以本贯回避为主要内容。到了宋代,出现了官员寄居和殖产的风潮,深厚的政治背景使官员在非本贯寄居地的势力不逊于土著豪右,对地方的社会秩序和治理产生了不小影响。官员在仕宦和寄居过程中,出于维持家计及为子孙计的考量,往往广泛殖产,其产业分布广泛,不拘于本贯。针对这两个风潮,宋代避籍制度增加了相应的回避内容,以减少官员在治理地方过程中的私人因素影响,确保官员奉公守法。

清代地域性文学社群与高密诗派的形成及传衍

地域性文学社群的存在是清代诗歌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以地域性文学社群作为考察清代诗歌创作的一个维度,可以还原历史语境,增进对清代诗歌发生、发展机制的认识。高密诗派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个影响广泛的诗歌流派,它由最初囿于一隅发展到影响力遍布南北,地域性文学社群在其形成与传衍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相对稳定的地域文化体系中,家族文学共同体是地域文学社群实现代际传承的支柱和纽带;地域性的文人社集本身即带有地域文化的稳定性特质,地域文化特质在高密诗派诗歌创作中的呈现,是诗派形成与长期传衍的重要动因;地域文学社群的基层写作形态影响着高密诗派的诗论诗风;高密诗派成员在宦游地开展的地域性文人社集活动促生了新的诗学中心,完成了文化扩散。

避籍与同宗:魏晋凉州刺史太守考论

魏晋王朝的凉州经略,是凉州地区改变东汉以来的离心态势,重新融入大一统格局的关键。刺史太守的遣任,是魏晋凉州经略的基础。综合文献、碑志等,本文共辑得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约九十余任,并考订其籍贯、任期等。魏晋时期,避籍制度虽整体有所松弛,但在凉州地方仍得到严格贯彻。与避籍制度并行的多项政策,以及作为制度补充的同宗任用,共同指向了魏晋凉州政策的内核——贯彻中央集权,遏抑凉州豪族,恢复地域统治。中古凉州得以成为隋唐文化“独立之一源”,或亦有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