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汉语边地小说的审美发生

对于当代边疆地区极为丰富的文学现象,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是从少数民族文学这一视角加以认知和理解的。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学科概念在突出民族文化特质的同时又有局限在民族文化内部之嫌。回溯边疆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演进,不难发现,边疆地区的民族与文化融合与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意识转变紧密关联,正是这种融合与相互作用促成了边地创作的发生和发展。认为将相关创作现象置于“边地”这一文学地理空间,其审美内蕴可能会得到更为恰切的阐释,并且,其民族文化特质也或将得到更恰当的凸显。

诗性困囿的戏剧性突围与范式拓新——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叙事新意探赜

在影视叙事图谱中,一场潜滋暗长的美学革命正悄然铺展,它不仅触动了既定艺术疆界,也挑战着观众的期待阈限,预示着一次审美范式由内而外的深刻蜕变。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以超验的诗性话语,激发了观众对于“边地”景观的憧憬与共鸣,实现诗意表现与大众感知的深度耦合。

元代后太原地区石匠刻工考究

太原境内的民间石匠数量较多,这些工匠工作的地域范围主要分布在太原周边地区,其中以古交市、娄烦县、晋源区、尖草坪区这四处为中心。除了本县石匠外,还有崞县和稷山等地的外来石匠。多数石匠间的关系为兄弟、父子或师徒,有部分石匠参与多个地区的活动。碑碣的题材内容因地而异,大致分为记事类、墓志铭类和其他类。文章通过对元代后太原地区的石匠刻工进行历史回顾及深入研究,探讨了其留下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

云南边地风景的发现——以《红河之月》为中心

语言学家邢公畹的文学代表作《红河之月》,生动地呈现了1940年代云南边地绚丽多姿的画卷。对边地多重风景的发现,既强化了文本的文学性,亦极大扩充了文化蕴涵。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一开始所秉持的左翼立场有所变异,反思暴力和消弭矛盾,以及促进边地民族和谐团结,逐渐成为书写的重点。通过对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危机的镜像呈现,揭示了他们精神的内在矛盾。在风土书写中,多有移情因素的浸润,既使自然景观有所变异,又凸显了边地文化生态的复杂性。

抗战时期“边地中国”形象的文学建构与民族认同——以西南联大学者云南边地考察作品为中心

《缅边日记》《水摆夷风土记》《红河之月》是西南联大学者基于云南边地考察后而写的文学作品,三部作品的书写路径恰好是对云南西南边地的全覆盖展示,是对“边地中国”文学形象版图的拓展与实践。作者对战时“边地中国”形象的文学建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民族认同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边地印象;二为聚焦边地人民生存之苦塑造“等待曙光”的边地形象;三是作者将家国忧患意识及学者严谨态度相结合,从学术文化、政府政策等理论学识视角出发搭建“忧思中的边地形象”。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边地书写提供了新的创作样本及审美体验,也为现今民族工作的开展、中华文化的发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

“让更多众生听见的大声音”——生态文学视域下阿来的边地书写研究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语境中,生态文学创作如何实现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相结合,生态文学研究如何以同频共振性反映当代中国现实并彰显本土意识与文化自信,是生态文学批评自主理论建构的关键所在。阿来的边地生态书写以“全方位”和“大声音”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这样一种叙事可能,在《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等作品中以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叙事视角对边地的植物、动物和生态环境进行了全方位的书写与诠释,深切地呈现出真实的边地自然风貌和民族精神积淀。而其始终以深入在场的写作姿态不遗余力地开掘边地文化的思想精髓,虔心书写着嘉绒藏区的“大声音”,勾连起汉语写作、生态政治、文化地理,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相关问题域的探讨,为重铸整体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添砖加瓦,彰显出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空间。

“为政在人”:民国时期云南边政人员研究

在民国开发边疆、改革边政的共识与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强化边疆行政管理,颁行政策法规,设立各级边疆行政机构,任用边地行政人员,着眼于推进边政建设与边疆开发的现代化。边政人选关系民心向背及国防外交,而云南地方政府在对边政人员的选拔任用、考绩奖惩、监督管理中既遵从中央政令,又具有鲜明的边地特色,经历了由地方自主向中央主导的转变,展现了边疆内地化进程中政治整合与统一下的融合关系与特点。

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及朝廷处置方略

明初在西南边疆地区设立了诸多土司,形成“三宣六慰”格局。明朝在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时失信于缅甸和木邦等土司,成为明中后期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导火索。天顺以后,明朝西南边疆治策变化,且处置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失误频频,致纷争愈演愈烈,部分土司脱离明朝统治,云南边地土司政治归属发生分化,不仅影响明朝西南边疆军政设置,也导致缅甸土司灭亡,客观上促成缅甸东吁王朝的统一和北扩。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重新界定了明朝与周边之关系,奠定了明末清初西南疆域空间转型的基础,构建了新西南疆域空间,深刻影响了清朝的版图意识,改变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贵州及其周边地区朱砂根、红凉伞质量评价

目的 评价贵州、云南、重庆、广西朱砂根、红凉伞质量。方法 以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浸出物、岩白菜素、总黄酮、总酚、总皂苷含量为指标,采用熵权法、灰色关联度法构建综合质量评价模型,并比较2种野生药材基原之间、贵州及其周边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 5个2020年版《中国药典》指标(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浸出物、岩白菜素含量)权重值靠前,部分样品中岩白菜素含量低于药典规定。2种野生药材相对关联度、8个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但49批样品相对关联度范围较宽(0.16~0.76),其中Y6、Y7、Y4、C11、G46较大,可作为优质种源筛选首选;云南相对关联度最大,以东南部(Y6~Y8)、西部(Y1~Y4)更明显,可作为优质野生药材产区来源。结论 该方法稳定可靠,可用于朱砂根、红凉伞质量评价。不同产地各批次样品中岩白菜素含量不稳定,需引起关注。

聚焦同城化 加快推动首都都市圈发展的思考

顺应城镇化发展演变规律,推动同城化发展是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拓展北京发展空间和促进内部功能重整,提升周边交界地区发展水平,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近年来,环京周边地区与北京的经济社会联系持续增强,重点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同城化发展具有较好基础,但与长三角等同城化发展成熟的地区相比,其同城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存在交通通勤能力较弱、产业协同能力有限、要素流通不畅和公共服务不均衡等问题,可以从强化设施联通、增进服务共通、促进产业协同、深化制度创新等方面入手,加快推动首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新边地叙事的四个维度——潘灵小说论

边地文学随着主流文化传播力的加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响着文学中国的色彩。布依族作家潘灵从事小说创作已三十余年,他的创作几乎只写云南边地。与前辈作家相比,潘灵的边地叙事出现了明显的新变。比如,潘灵的小说更关注边地人生活中物质追求与精神坚守的冲突,他的小说描写各民族频繁交流的现实,写出了源于生活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本文从四个维度考察潘灵小说新边地叙事的特征,呈现作家的新边地叙事对中国边地文学的价值。

中缅界山高黎贡在古典诗文中的书写及其意义

高黎贡山地处中缅边境,为两国界山,也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唐人樊绰《蛮书》所录《高黎贡山谣》反映商旅游子愁思,是书写高黎贡山的最早歌谣,具有广泛影响。明代,高黎贡山正式进入文人创作视野,以侯琎、汪舜民、邓子龙、徐霞客等为代表的一批诗文作者,在描摹高黎贡山独特自然风光和深厚人文历史的同时,也叙写了明王朝的兴盛与衰亡。及至清乾隆时期,清缅战争爆发,赵翼、王昶、赵文哲等文学名家又不约而同对高黎贡山作浓墨重彩的描绘,并融入对命运的慨叹与思考。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高黎贡山是西南边地文学中最伟大的自然影像之一;对高黎贡山的书写,体现了明清边地文学与前代相较,地域范围更为广阔、表现内容更为丰富的特点。

李娟的“羊道”系列:边地生活的日常书写

李娟的“羊道”系列是新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潮流的重要代表作品。她表现了边地牧民的人物性格与风俗习惯,以及边地动物的生活百态等。日常生活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方法,拉近了边地与中、东部地区的距离,打破了读者与边地之间的隔阂,也代表着一种谦虚、真诚的写作态度,是抵达真实的一种途径。李娟在描写边地日常生活的背后,对现代化进程中边地人与自然的命运进行了深度反思。

扎根荒原的历史书写——评杨志军《雪山大地》

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延续着他的荒原传统,以个人心灵和生命体验为基点,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探照着沁多草原的历史和现实。日常与诗性的双重视域并存:空间上,描写与喧嚣的城市生活有别的雪山大地;时间上,展开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两种结构的合奏。这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草原史诗,不仅使天、人、身心一体在场域内感知存在、获得安宁,而且反映了西藏高原在新时代的历史巨变,对当下的生存和信仰进行了思考,体现出作家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担当。

蒙汉文化交融视域下和瑛家族的边地纪行文学

清代蒙古族和瑛文学家族以诗、文、赋等多种文学形式,结合自身经历对边疆生活、祖国统一作了多方面的反映。文章从三个维度对和瑛家族的边地纪行文学进行研究。其一,和瑛家族对边地奇特山水的刻画。和瑛纪行诗描写了仕宦之地奇特的自然地貌及当地的奇花异草,呈现出边地自然景物的壮美之风。锡珍《使东诗草》纪行诗展现朝鲜自然山川的独特面貌,表现了朝鲜山水的气势磅礴之美。其二,和瑛家族对边地独特风情的描绘。和瑛纪行文学展现了西藏、新疆等仕宦之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壁昌纪行文学展现了新疆的民俗风情;锡珍《奉使喀尔喀纪程》《使东诗草》等纪行文学描绘了蒙古、朝鲜等奉使之地的风俗民情。其三,和瑛家族纪行文学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瑛纪行诗反映了民生疾苦及儒家治边理念;壁昌推行儒家的治边思想;锡珍出使朝鲜诗中也表现出儒家的政治思想。和瑛家族大量的边疆纪实作品为我们了解清代边地的沿革变迁、风土人情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对考镜边地人文地理有参考价值。

边地叙事的流变和多元现代性——《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和《红高粱家族》的影响关系重构

边地叙事发生在现代/中心-传统/边缘的二元对立文化框架中,通过转换思维的视角,从边缘价值体系出发重构边地文化生态和解构一元现代性,提供了表达现代性不平衡发展、地方视角下文学生产和现代性地方化的文学术语和构想。将这个中国民族文学概念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之中,重新阐释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之间的文学创作影响关系,有利于揭示西方中心现代性与地方性交流对话的演变流程,以及一元时间叙事向多元空间叙事的转变历程。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角下,三者的影响关系是边地-叙事-想象三位一体的流变关系。三位作家依托地方性和家族命运,通过时空转化、虚实相融、散点叙事等不同的文学手法,处理地理意识与历史意识、人物命运与人文地理、民族与世界等现代性话语,从而呈现具有不同地域文化内核的地方民族想象。对三者文学影响关系的重构,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边地对现代性的话语重构和边地文学的多元现代性,也表现了一个尊重文明多样性和现代性理念多样化的差异空间。

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之陋规禁革碑刻研究

清代禁革碑刻,在边远地区较为稀见,因此,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留存至今的四块禁革碑刻,就尤显珍贵。它们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立于滇西芒市土司署衙的《总督院禁革土司执礼陋规碑》,嘉庆十五年(1810)立于滇南纳楼土司署衙的《□□明示碑》,道光十七年(1837)立于滇西南缅宁抚彝厅的《署缅宁抚彝府永革陋规碑》,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立于滇西南甸土司署衙的《永垂碑》。四块碑刻,既是关注清代土司地区陋规问题的直接证物,还是揭示清代治理土司地区社会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深入研究清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区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持。

边地书写何以疗愈现代心理疾患——论李娟《我的阿勒泰》的文学治愈功能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以自治和他疗的方式发挥文学治愈功能。对于作家本身,文字的流泻为其建构了一个能够顺利表达的文学世界;对于读者来说,在行云流水的文字中邂逅阿勒泰的美好,缓解城市疲劳,疗愈心灵创伤。边地书写的治愈功能显示出作家与读者赏美景、观民俗、悟人生的审美取向的契合。治愈系边地书写在当下社会发挥着缓解焦虑、慰藉心灵的时代价值。

论李娟散文的阿勒泰书写

李娟创作了大量带有浓郁阿勒泰地域特色的散文,使阿勒泰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坐标,带给读者全新的审美体验。她细腻记录和书写阿勒泰地区的自然之美与游牧民族的生命形式,呈现出文学地理视域下的人文景观特色,促进了新疆的文化保存和文学地理空间重构,为西部散文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冶金

古蜀国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很多金矿。古蜀人很早就掌握了冶金和制作金器的技术。他们喜欢将金块捶打成薄薄的金箔,有时还在金箔上錾刻出各种纹饰。这些造型各异的金箔饰品很可能是其他器物上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