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性事件中的公众书写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以“邓玉娇事件”为例的考察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争议性事件中膨胀的公众书写和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及其相互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将"邓玉娇事件"作为案例,运用框架建构和话语实践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公众书写在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热衷于使用道德评价框架,以提供观点为主,价值框架突出,道德话语实践倾向明显;报纸在事件爆发期和蔓延期,主要采取事实认定框架和事件解决框架,运用推演事实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框架视角,追问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偏向"公众一方",而在事件解决期则偏向"政府一方",和政府有关部门保持一致。公众书写和专业媒体报道呼吁、重申和强调社会价值观,是达至社会共识和重新整合社会的重要过程。公众书写创造的"业余主义书写范式"存在促动和发展"专业主义书写范式"的可能,需要不断推动公众理性参与事件,促使专业媒体平衡报道事件。

“邓玉娇事件”网络舆论风暴的生成及其特点分析

网络舆论风暴是网上民意最为明显、集中的反映,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网络言论的走向。本文以"邓玉娇事件"为例,分析了这场网络舆论风暴生成的关键过程、影响要素,以及生成过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对此认识清楚,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引导网络舆论风暴发展的方向,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对妇联组织基本职能的再认识——由“邓玉娇事件”引发的思考

妇联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妇女组织,凭借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拥有其他民间妇女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等,这为其履行组织的基本职能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然而,"邓玉娇事件"的发生,促使妇联组织进一步思考和履行其基本职能,在今后的中工作中应努力做到:正确理解妇联"三维交一"的工作定位,强化组织的群众性功能;充分发挥组织拥有的政治资源优势,拓展组织的权力活动空间;构建与民间妇女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整合服务妇女的组织资源。

信息传播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系——以“邓玉娇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不当往往成为事件引发的导火索。本文以邓玉娇事件为例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分析政府信息传播不当诱发的受众心理负效应,探索政府机构在处理类似事件中应该遵循的传播规律和方法。

作为反思性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以邓玉娇事件报道为例

本文运用"反思性实践"的概念来探究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生成,将其视为个体记者不断透过对自我经验的批判和审视来学习和理解专业的自治逻辑和基本原则,并将其贯彻于实践之中的过程。通过分析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互联网社会的活跃和发达,互联网意见逐渐对新闻报道发生介入性影响和压力之时,部分新闻记者对一个热点事件——"邓玉娇事件"报道之后发表的反思性言论和文章,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为理解变迁中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提供新的观察;其次,通过探究为什么在本案例中新闻人能够发展具有反思性的实践,本文也希望探析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反思性实践生成的条件。

非理性舆论与记者的独立性——以“邓玉娇事件”报道为主要案例

面对势力强大的舆论压力,记者应该如何坚持独立性原则、保持新闻报道的独立性?本文以"邓玉娇事件"的报道为例,结合理论分析记者独立性和非理性舆论之间存在的冲突,并在研究分析当前民众媒介素养的基础上,提出了化解冲突的可能途径。

媒介审判的变迁: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

2009年,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迅速发展,网络媒体也顺势而起。时至今日,网络成为民众发泄情绪、表达意见的渠道,与此同时,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自由、交互、匿名等特征,部分网民在民意表达的交互式循环传播过程中产生扭曲,在面临社会重大司法案件时,网络舆论更容易形成媒介审判。本文以2009年发生的邓玉娇事件及2015年发生的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为例,分析互联网时代媒介审判的发展与变化。

公权的“罪错递增”规则

在举国关注之下,"邓玉娇"案(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提出"异性洗浴服务"要求被女服务员邓玉娇拒绝,并在争斗中被邓刺死)终于一审落槌。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