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邓茂七起义军入泉问题

邓茂七起义是明代中期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许多明史著作都有反映,但对其入泉的记载却很简单。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述。一邓茂七起义发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八月(有的作二月或四月),首义地点在闽北的沙县。当时沙县一带的佃农除了要向地主交纳地租之外,还要向地主“馈赠”鸡鸭等物,称为“冬牲”,并要为地主挑送租谷到其指定的地点。邓茂七首先就以反对这种“馈赠”和这种无偿的劳役为由发动起义。起义之后,“

从邓茂七起义看明中后期农民起义的某些新特点

邓茂七是我区南城人,因在家乡杀了一个恶霸地主而逃往福建沙县,1448年在沙县发动、领导了反抗明王朝的农民起义。本文对这次起义的性质、意义略作探讨,以纪念我区这位古代农民反封建斗争的英雄。

关於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的几个问题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

明中叶浙闽矿工农民起义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正统年间浙南闽北的矿工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晚期发生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场起义斗争,因而有别于旧式的农民起义。将这次起义置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并进而分析起义领导者和参加者的情况,可以发现这次起义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这一地区性民众斗争的前因后果,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曲折性。

明代中叶山西潞州陈卿起义述略

明嘉靖初年,山西潞州青羊里（原潞城县辖,现平顺县）爆发了以陈卿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支起义军英勇斗争七年,波及晋豫两省,使“全晋之地震恐”,“天子震怒”,是继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刘通、李源起义,杨虎、刘六、刘七等起义之后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给朱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其影响是深远的。但是这次起义正史乏载,野史欠记,仅存片言只语资料散见于起义所及的一些县、州的地方志和其它一些文稿中。笔者修志多年,有幸接触了一些关于陈卿起义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作了初步梳理研究,为补史之缺,纠记之误,撰成此文。

明朝中期(1442年—1450年)的处州农民起义

明英宗正统(公元1442年——1450年)间,浙江处州(今丽水地区)爆发了由叶宗留、陶得二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以浙江处州为中心,延及浙、赣、闽三省,斗争时间达九年之久。起义军流动作战,抗宫军,攻城邑,打击和削弱了明王朝的地方政权,冲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显示了处州农民敢于反抗和斗争的革命精神。这次农民起义发生在明朝建立后仅八十来年,了解它,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无疑是会有帮助的。

“宣寇之乱”首领陶德义小考

关于明朝正统来年在浙江处州地区爆发的以矿工为主体的“宣寇之乱”以往史家有所论及。有关这次起义的史料,诸如至今残留在宣平城南十里处的天井潭背巨石石刻,明吏部尚书王直作的《陶忠烈公祠堂记》,大学士邱濬撰的《陶忠烈公神道碑记》,以及《括苍汇记》、《鸿猷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明史》和清代处州地区的府、县志均载:“宣寇之乱”的首领是叶宗留、陈鉴胡(或陈谏胡)、陶得二(或陶得义)。而后来治史者论及此事件时,皆冠以叶、陈两人。但我认为,陶氏是此次大暴动唯一自始至终和最有影响的领导者,而陶氏真名应为“德义”,并非“得二”。最早记载“陶德义”这一名字的,是此次暴动失败后的景泰三年,宣平县教谕徐润在《蔡巡检妻包氏传》中写道,“陶德义聚逆流毒村落,俨挈家避难东岩。贼围岩,烧寨劫财货,掠妇女。”稍后,安庆训道彭博所撰的《蔡巡检传》里也记载:“正统十四年己巳,浙处州陶德义聚众劫掠。

明代交趾人移入福建

永乐初年,朱棣征服安南以后,就在安南"设立交趾都、布、按三司,17府州县",从此安南与内地同。明廷对交趾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期,到宣德三年(1428年),交趾内乱,明廷放弃交趾,此后。

对中国农民战争破坏性的看法

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所要阐明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建国四十年来,农民战争史研究工作者争论的热点。一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没有表现出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笔者就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不妥之处,望同志们指正。中国农民战争有破坏性吗?应当承认有破坏性的,因为任何战争都会带来破坏的,不承认,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应怎样看待战争的破坏呢?

我是怎样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

《文史知识》的编者要我谈谈怎样进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这是一个好题目,谨当从命,爰不嫌浅陋,把自己一些不成熟甚至错误的经验,写了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此事真是说来话长,那要追溯到1927、2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人们为着探究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而探讨中国的社会性质,于是掀起一场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对秦汉以后的社会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有人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士大夫社会,也有人说是奴隶社会。

明代豪民私债论纲

一、'冯谖义券'与私债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史实:好客自喜的孟尝君,因邑入不足供宾客之需而'出钱于薛(孟尝君封地)',并派门客冯谖前往收债。而冯谖却大违其意, 将先收得的十万息钱尽置酒食,款宴借债之人,且当场为'贫不能与息者'毁券息债,而使孟尝君声名大彰,成狡兔之计。

小议明代“倭患”的由来

日本古称倭奴国,所以中国古代史籍将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相勾结的中国沿海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朝末年到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沿海地区遭受倭寇侵掠达三百年之久,是为倭寇之患。元朝末年,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到1392年,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内战中南朝的残兵败将流亡在海岛上,成为无业的"浪人"。他们勾结九州一带的海盗商人,又利用一部分破产农民,乘元末明初用兵之际,合伙到中国沿海地区来,时而进行走私,时而进行抢劫。至此,倭寇终成一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