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蒙古救济委员会始末初探

1931年东北沦陷后,国民政府为安抚流亡北平的一批蒙古王公和青年,成立蒙古救济委员会,并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承担该机构的经费运转,还出台相关组织规程,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蒙古士人与中央政权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决心。蒙古救济委员会成立不久,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调整,与日签订《塘沽协定》,成立针对接收原为日占区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蒙古救济委员会改隶其下。实际上,国民政府此时已无心继续供养这一机构的群体,遂于1933年年底提出解散该组织。因经费问题一时难得解决,蒙古救济委员会的真正结束日期已拖至1934年11月。该机构的取消,并未在驻平蒙古王公中产生较大的震荡,因此间绝大多数成员都以边事顾问等名义重新安置。蒙古救济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值得肯定。

清末民初北京“殖边学堂”及其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设立的北京"殖边学堂",是现代民族高等教育体制发端时期两所代表性学堂之一。它由那彦图、博迪苏为首的蒙古王公集资创立,范源濂等有识之士帮助管理,招收内地学生,讲授蒙藏语言、史地及普通西学,缩短学习年限,以补学部官办满蒙文高等学堂等主要培养通才或专才无法速成的不足,得到中央政府充分肯定、部分省区资助,并拟借鉴推广,总体效果显著。其保边固圉的爱国情怀、不分族别的开放态度、文化交融的教育宗旨,至今为人称道。但公立官助的办学性质、边疆学生的生源缺乏及内地学生的畏难情绪等因素,也制约了这所学校及其改设筹边高等学校的长远发展,折射出现代民族高等教育起步阶段的艰难曲折。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雍和宫香灯地纠纷处理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古亲王那彦图和雍和宫间围绕雍和宫香灯地租征收权产生了纠纷。经北平地方法院审理,判定那彦图交还香灯地租册,由雍和宫自行收取香灯地租。与此同时,雍和宫和相关地方政府、佃户间也发生了关于地权及租金占有权的纠纷。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涉,维护了雍和宫的香灯地亩所有权和地租租金占有权,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雍和宫在蒙藏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