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

《孔子诗论》对《国风》的总体评价 ,一方面注重《国风》观风俗知民情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价值 ;另一方面 ,也注重其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邦风其纳物也” ,是从知识性角度 ,评价《国风》的内容丰富。“大敛材”一语 ,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另一种说法 !“《诗》其犹平门” ,亦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之比喻修辞方式相同。就文意与字形而论 ,“戋民”句中“从谷从兔”之字 ,当隶定为“舒”字。所谓“诗其犹平门 ,与贱民而舒之” ,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国风》是匹夫匹妇发泄情感 ,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 ;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当然 ,在孔子的观念中 ,这种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 ,是从属于疏导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功能的。

《孔子诗论》“邦风纳物”说与先秦诗学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八章云"邦风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诸家考释多有未确。此简之"物"是礼、德、政的表征形式,"邦风纳物"说,则是在继承春秋时期"以物观礼、以物观德、以物观政"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邦风作品的实际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揭示这一命题的思想根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先秦诗学相关命题。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邦风》释文订补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内容十分重要，其中《邦风》部分的竹简编次和注释都有不当之处。本文是在订补的基础上对孔子论诗的体例及部分内容作了新的诠释。

上博简《邦风》“其声善”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邦风》“其声善”。“其声善”是对宗周“典乐”演礼流程的特征性总结。《邦风》以兴言礼义,以乐奏象礼,歌于君臣燕飨“典乐”,弦于乡人举贤序齿,“文而谲谏”,“广乐成教”,是获得上下认同的有效政治途径,广泛切实地履行宗周“典乐”温柔敦厚的《诗》教使命。

“邦风”讳为“国风”说献疑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邦风”之名,不少学者以为传世文献中“国风”乃为避刘邦之讳所改。但是,结合出土文献和汉代避讳成例,可知汉讳尚疏,而且汉代以前已见称引“国风”,则“邦风”讳为“国风”之说当有可商榷之处。

“邦风”、“国风”刍议

《孔子诗论》的发现,给我们提出了《诗经》中的"风诗"是"邦风"还是"国风"的命题。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诗经》中的"风诗"原本是"邦风",汉人为避汉高祖刘邦讳,将文献中的"邦"字改为"国"字,这是导致《诗经》中的"邦风"演变为"国风"的主要原因。

上博简《诗论》“邦风”避讳说献疑

上博简楚竹书《诗论》的出土,刷新了以往的《诗经》研究,其中要数马承源先生提出的"邦风"避讳说影响最大。马先生认为,《邦风》才是《诗经》十五《国风》的初名,汉代因为避刘邦讳才改成现名。针对这一说法,文章从研究汉代避讳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出土的汉代文献,对照今本《诗经》,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马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

上博简《孔子诗论》“邦风”抒怨论

上博简《孔子诗论》论“邦风”内容性质的简文当隶定为“与贱民而怨之”六字。“四重对读”“十三风”文本可发现,各国“贱民”抒写女子爱情婚姻之怨、对统治者腐朽生活之怨、遭受剥削之怨、兵役之怨、流落无依之怨五类作品,确实构成风诗主体,与孔子的“贱民”抒怨归纳深度契合。由此进而可以考知:历代成说对“十三风”作者身份的认定多不可靠,对部分作品情感指向的定性与文本本义正好相反;“邦风”解评实践是孔子首创“诗可以怨”诗歌功能理论的主要依据,其对“诗歌抒情说”的初创也主要源于对“邦风”抒情特征的体认。

何以《诗》无楚、吴风——三论“风”诗的“邦”“国”限定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 ,楚、吴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其文学创作也是出色的。但是 ,现存十五“风”诗却缺楚、吴之风。究其原因 ,在于楚、吴对于周朝的离心倾向 ,故而不为周期的邦国体制所接纳。十五“风”诗 ,楚吴“风”缺 ,说明了中原政治对异己政治的拒绝 ,说明了《诗》的政治倾向性 ,也说明了孔子“删诗”说的成立 ,从而证明了《孔子诗论》中对“风”诗的“邦风”限定的成立。

楚竹书《孔子诗论》中“邦风”及“夏”之名称意义

《孔子诗论》中“邦风”及“夏”的诗类名称发现 ,解决与澄清了《诗经》研究中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诗经》“风”类名原为“邦风”而非“国风” ,说明《邦风》分类虽然参照当时的行政区划 ,但主要是以《风》产生区域的历史上著名地望为其命名原则的 ,而非尽以当时分封的诸侯国名称命名 ,由此可以揭开《风》中“周南”、“召南”、“王风”、“豳风”等为何不出自于“国”之谜 ,而“国”在采风过程中却起到了“统一音韵”的作用。《孔子诗论》还再次证明古时夏、雅二字互通 ,《大夏》主要为王室皇族所用 ,而《少夏》主要为贵族大夫所用。

“找我可找对了!”——胡耀邦风范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正式上班。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冤狱遍于国中,拨乱反正的工作刚刚起步。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实事求是的干部政策的阻力很大。但耀邦同志以一个共产党人的磊落品格,坚持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他认为,这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促使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迎接新的历史任务的大事。每天,他亲自批阅群众寄给他的信,亲自接待找他解决问题的人。当时,中央组织部门前,每天都有许多上访者。

从周朝对诸侯的册封看周天子的邦主地位

周朝的邦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天子与诸侯关系的不稳定性,时而向心,时而离心;但总的说来,天子的绝对权威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维系周朝存在的决定性条件。因此,时至春秋,尽管周朝走向了没落,但作为一面旗帜,仍是天下的中心所在。不管诸侯有多么强大,也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天子的权威;而是俯首主动地接受天子的册封,显示出周天子的邦主地位。这样的政治局面,决定了反映当时生活的诗歌,必然要体现时代的主流思想。因此,当时的"风"诗应是为邦字所限定,"邦风"便是"风"诗的纲领。

《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

200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内容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其中由29支竹简构成的《孔子诗论》，对于孔子及《诗经》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本刊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联合于2002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从事古文字、文物考古、古文献、先秦文学史、先秦历史、先秦艺术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共同就《孔子诗论》的整理与内容，及其对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本刊本着百家争鸣、繁荣学术的精神，从与会专家的论文中选录部分作为一组笔谈发表，以期促进对这批新出版竹书的研究。

Multidimensional Utopia： Chinese Logic of the Future Imagination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The greatest charm of science fiction is not the artistic imagination, but 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Liu Cixin＇s the Three-body Problem as a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novel, reflected Chinese writer how to thin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s possible future of mankind＇s imagination. This novel contained ＂Deconstruction＂ Utopia, ＂Transcendence＂ dystopia and ＂Composited＂ Heterotopias, Which fully demonstrated singularity politics＇s great ideological tension between post modernity thinking of in this or that and typical Chinese style doctrine and dialectics.

走在榕城则徐大道所思

严明家教世人崇，勤政清靡礼孝公。进退一身怀业绩，英灵千古镇邦风。虎门扫毒山河秀，边域亲民牧革融。每念先贤呈锐气，则徐大道步盈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