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轮疫情事件中港口卫生应急法律制度研究

邮轮疫情的爆发对邮轮公司的安全营运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对港口国卫生应急法律制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主要体现为"港口国是否应接收‘受染’邮轮入境停靠"以及"港口国对邮轮疫情处置是否合法"两方面问题。就港口国的接收义务而言,国际海洋法、国际卫生法与国内出入境检疫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与冲突,应立足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专业性与时效性的视角进行协调。就港口国的处置措施而言,国际"软法"规定缺乏强制执行力,而国内"硬法"规定较为笼统,应将"软法"与"硬法"有机融合,并加速形成港口方与邮轮方的疫情联动联防协同机制。

论邮轮疫情责任主体及风险防控法律机制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钻石公主”号、“威斯特丹”号、“至尊公主”号等多艘国际邮轮上疫情的暴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邮轮疫情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等特点。但各国对邮轮疫情的防控处置并未达成共识,甚至相关国际法、国内法对邮轮疫情应对的规定都不一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可供遵循,亟需建立完善邮轮疫情风险防控的国际国内法律机制。由于邮轮疫情更多涉及国际卫生法问题,因此,应当在《国际卫生条例》中规定邮轮疫情的责任主体、处置措施及各国的港口核心能力建设义务。各国建立和完善本国国境卫生法律制度时应当通过参与和接受国际法律规范,将国际法内容引入到国内立法。中国的邮轮疫情防控法律机制一方面应体现国家的公共卫生主权,另一方面也应表明中国积极履行国际法义务的态度。

论国际邮轮疫情中的救助义务主体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国际邮轮也沦为重灾区,但邮轮救助却陷入推诿僵局。以救助效果最优为义务主体确定之初衷,《国际卫生条例》应基于现有规则失灵缘由,充分借鉴现实危机的经验启示,及时作出调整,构建体系化的国际邮轮疫情救助规则,合理分配救助义务,推动形成包括船旗国、沿海国、母港国、乘客国籍国、承运人等各方主体在内的邮轮命运共同体。

疫情邮轮救助的主体义务与困境纾解

国际法规范是主权国家对疫情邮轮进行救助的活动依据和准则,各主体根据救助规范在疫情邮轮事件中承担各自的义务。实践中疫情邮轮因管辖权模糊而造成的救助困境引发国际社会的关切,科学地救助疫情邮轮需要明晰各主体在现有国际法规范下的义务来源,履行各自的国际法救助义务,保障船上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在疫情邮轮救助问题中,识别救助国的义务来源是疫情邮轮救助的前提,国际社会需要在不断完善疫情邮轮救助规范的基础上,倡导人道主义救助理念,共同构建疫情邮轮的国际合作救助机制。而中国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在提高本国港口的核心卫生能力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疫情邮轮的救助实践,展现大国责任和担当。

后疫情时代国际邮轮复航的风险与对策思考

随着全人类共同抗击疫情的进展,邮轮复航成为邮轮港口城市和邮轮公司的重要议题。然而近观2020年7月、8月两起邮轮复航过程中疫情爆发案例,可见在旅客登船前、邮轮航行过程中以及邮轮返航回母港的流程化运营过程中是邮轮复航出现疫情的主要风险点,主要存在邮轮疫情防控标准不统一、邮轮旅客信息掌握程度较低、邮轮航行期间疫情防控体系不完善、疫情期间邮轮可能被拒停靠风险较大等风险。通过案例分析,提示政府层面建立健全母港邮轮疫情防控体系、邮轮公司应强化邮轮航行期间疫情防控管理、港口及邮轮公司加强对邮轮旅客信息的管理、进一步强化邮轮公司与母港属地政府联动等,从而降低邮轮复航风险。

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分析与防控研究

针对邮轮呼吸道传染病和消化道传染病暴发的风险,分别从船上人员、环境条件、行程活动、诊疗条件等方面开展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的因素分析,提出了加强疫情防控相关培训,提高邮轮防控能力,加强邮轮疫情传播机理研究,针对性优化改进船舶结构设备,加强邮轮诊疗设备,提高病患快速甄别能力,以及加强船港合作,建立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等邮轮传染病暴发风险防控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几个国际法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处置成为公共卫生领域国际规则的"试金石"。《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传染病防控领域主要条约规则,规定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及相关临时建议和长期建议等。国际邮轮的疫情处置中,管辖权确立和权责划分是各界关注焦点,但相关国际规则对此规定模糊。一些国家以不可抗力为由暂停对我国邮政业务虽有国际法依据,但实践中停航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需结合邮件不同运输方式等因素具体分析。目前国际社会对宣布"大流行病"暂无明确的标准和程序。疫情防控暴露出国际规则"短板",我们应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化危为机,积极推动公共卫生领域国际规则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