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邱妙津的《鳄鱼手记》看日本文学在台湾的变迁

目前对台湾作家邱妙津的研究,大多将她的作品置于"同性文学"范畴内,集中探究其女性的、同性恋的身份意识。从邱妙津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鳄鱼手记》与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之间的深层呼应。通过梳理台湾的日译文学史,结合邱妙津本人的日记、书信等,从考证与文本细读的角度,阐释两部作品之间的关联。其相似与相异之处,既是台湾文学百年来受到日本文学影响的表征,又体现出台湾解严之后社会的乱象,与年轻人漂泊无根的精神处境。

沉默中的独白——论邱妙津《鳄鱼手记》的个人化特征

文学中的个人化特征,指的是叙述内容多为内心的私密情感,叙述语言带有浓重的自我书写及自传风格。女性主义文学由于视角的独特和作者的个体生活体验,多具备这种个人化特征。女同性恋文学作为女性文学的一个分支,更是将这种特点进行了具体入微的诠释。台湾作家邱妙津的自传体小说《鳄鱼手记》从同性恋这一"他者"身份的独特立场出发,多方面展现了同性恋者无所不在的矛盾心理,并通过独白式的语言风格,明显地传递出这种个人化特征。

书写与他人:阅读邱妙津小说

著名同志小说家邱妙津一直具有勇于突破传统的写作手法,过渡到最后的两部长篇《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抒情手记成为邱氏身后最负盛名的小说形式。论者认为邱氏早期作品技巧未获充分磨练,后期则表现出女同志身处主流社会的境况,因而备受重视。本文拟说明故意布置令读者困惑的书写策略,不但是邱妙津前期作品的特点,同时也是后期作品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从人物关系与脸孔的角度审视,小说主人公既渴求与他人完美和谐的情谊,却又屡屡戴上假脸,认为分离、痛苦是一种极致的爱情,充满矛盾。抒情手记能容纳对立,这似乎是《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较其少作获得好评的原因之一。

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

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始于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作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邱妙津、朱天文等为代表的新世代"酷儿"作家,一反传统"酷儿"书写的悲情和自恨,改以昂扬自信的笔调探索"酷儿"情欲和性别的游移流动,大胆描绘"酷儿"自身独特的性感经验,从"边缘"发声,挑战中心和权威,采取一种边缘化的写作策略,以"出走"的行动叛离中心找寻自己,以激烈的"自杀"的手段对中心提出抗议,以"谐拟"的方式来颠覆中心的建构。她们的"异端书写",冲击了理性规约下的性别藩篱,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各种"酷异"的情欲状态的组合和迷乱的身份认同,在充分开放的情欲场域中,凸显出汉语写作中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长期潜伏着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特质。

鞭打的伤痕:为什么要伤害自己?

有些伤痕在身上，可以看得见，只需等待时间慢慢愈合。但是如果伤痕是来自所爱的人，而且是在心里造成的，那心里的影响就很难用理性去理解了，被伤的人只能安安静静地找到意义去度过。伤害别人或是伤害自己，成为鞭打童年的另一段成年人生。伤害别人将鞭打投向世界，伤害自己则将鞭打投向自己，两种人都在等待救赎……

死亡与虚构:《蒙马特遗书》与《其后》的“自杀创作”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邱妙津曾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蒙马特遗书》作为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展现了在自戕之前的时光,她如何挣扎着游走于自救与自毁的边缘。邱妙津激烈的自我毁灭为《蒙马特遗书》写下最后一个句号,至此,作家与作品共同构成了新的互文文本。而此后,赖香吟通过小说《其后》,初次回应了此一事件和(文学的)青春之矛盾和痛苦,在其小说创作中延伸和扩展了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围绕同一穿过虚构走进现实的创作行为,《蒙马特遗书》与《其后》跨越时空融汇在一处,共同对幻灭与虚构之关系发出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