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邲之战看《左传》战争描写

(一) 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诸侯争霸,无休止的兼并战争构成了春秋时代大动荡、大变革的主要标志。《春秋》以大事纪的形式记录了春秋时代242年的历史,提到的战争事件就有483次之多;周初分封诸侯一千多个,春秋时代只有百余个,强大的十来个,春秋结束,便只剩下“七雄”(且不说三家分晋)。诸侯混战,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由此略见一斑。

《左传》邲之战中所见黄河山水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邲之战,是春秋中期晋、楚两国在城濮之战后第二次重大较量。此战,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不力等弱点,战胜对手,奠定了楚庄王"春秋五霸"的地位。战前晋楚两军位置楚军战前"次于管以待之"。据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管国在荥阳京县东北。"其地在今郑州市西北郊。

楚、晋邲之战探析

楚晋邲之战是春秋时期决定楚晋双方态势的重要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楚军掌握敌情,果断进攻,闪击奇袭,大败晋军;而晋军优柔寡断,将帅不和,错失良机,处于被动。楚晋邲之战,显现出诸多军事谋略思想,如先知相敌,巧用地形,选将用人之道等。邲之战奠定了楚国在中原的地位,打破了楚晋之间的僵持局面,楚庄王也凭借此战一举成了春秋霸主,一鸣惊人。

简论《左传》的战争记叙

在《左传》中,战争记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至有人称之为“相斫书”。但它对战争的记叙和描写,却历来是被人赞赏的。《左传》以前的一些重要典籍中,如《易经》、《尚书》、《逸周书》等,都有关于战争的记叙,然而内容简略、单薄。《左传》的战争记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展现出一个新的面貌,为我国历史著作中的战争记叙开拓了新局面。本文拟以《左传》中晋楚城(氵仆)之战(僖公廿七、廿八年)、邲之战(宣公十二年)。

以晋楚之战谈用兵之道

晋楚邲之战中楚军展现出了高明精湛的用兵之道。是役,楚军知彼知己,料敌制胜,通过示弱、示形等战术运作,完全掌握着战争主动权。战中则先发制人,占尽先机,重挫晋军,战后不夸武功,以德服人。实质上,其中某些战术手段在当时已经突破了古军礼的束缚,体现出了灵活机动的特点。这种趋向于"诡诈"用兵的特点,则反映了古军礼日益趋于崩溃,人们对战争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

论《左传》同而不同的战争描写——以四大战役为例

《左传》是先秦叙事散文之最,标志着中国叙事散文的成熟。而《左传》的突出成就之一就在于它的战争描写。《左传》中的四大战役对战争的描写具有同而不同的特点,这不仅能够全方位展现战争过程、突出战争胜利的原因,而且具有劝谏君主和教化人民的作用。《左传》中的战争描写是文学性与历史性的结合,同时也是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统一,它发挥了文学的教化作用,对后世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皆重获”解

《左传·宣公十二年》“皆重获在木下”中的“重”和“获”故训歧解颇多。本文梳理了相关观点,认为“皆”的词义对于解读这句话也十分关键,论证了“皆”即“偕”的同源通用字,当为双方在一起义;“重”今音当读chóng,义为“重叠”;“获”义为其常用义“获得”,文义为“找到、发现”。以这句话的正确解读为基础,可以看出当时赵氏在晋国的凌人气焰和春秋乱世中伦理精神的坍塌。

楚材晋用:基于情报战视角的考察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尤以晋楚之间的争斗最为激烈。两强互相缠斗,而且旷日持久,几乎贯穿了整个春秋乱世。晋楚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役有3次,分别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以及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一在晋楚争霸过程中,郑、宋等众多小国处在夹缝里,一度只能依靠"墙头草所向披靡"般的政策来苟且偷安。俗话说,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虽说令人唏嘘,却也是被逼无奈之下所做出的对策,而且也是相对合理之举。

楚庄王的贵和思想——止戈为武

楚庄王(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是春秋五霸之一,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他在楚国800多年的40多位君王中可谓首屈一指。楚庄王在位期间“并国二十六,益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可见其武功之盛。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有着贵和的思想,能止戈为武,以德服人。在春秋无义战的诸侯混战中,楚庄王既有霸主的气概,又不失仁者的宽厚,所以能成大业。中国文化一直认为“和”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原则,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楚庄王的演讲水平怎么样

春秋中期,晋楚两大国争霸。双方都还算谨慎,轻易不敢开战,争霸百年,真正的大战,也就打了三回。楚庄王时代的邲之战,是楚国唯一获胜的一次。楚国就有大夫建议说,咱们应该把失败的晋军的尸体,堆积成“京观”。是对我们伟大胜利的记录,也是告诉子孙后代,“无忘武功”。楚庄王否定了这个建议,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先拿“武”字的写法破题,止戈为武,戈是武器,止是停止,意思是,能够停止使用武器,也就是能够消除战争的人,才是真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