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三种主流模式分析

本文选取北京延庆区、江西分宜县和江苏邳州市的融媒体中心做了个案分析,它们代表了三种主流的建设模式:上一级媒体机构(《人民日报》)予以技术和团队支持;县(区)行政力量予以主导和自上而下推进;县媒本身通过自身建设在产品运营和多元化经营方面进行了实质性探索。经横向比较得出一些"融媒技术成熟,但欠缺创新型应用和业务;相较缺资金、缺技术,县(区)融媒更缺人才;都不同程度存在造血能力不足"等共性化的问题。建议省、市媒体积极投身县(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将其纳入自身发展战略,打造全省一网、全市一网,帮助县(区)媒体机构以低成本、高标准模式快速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

5G与人工智能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点——以江苏邳州为例

在5G与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际,融媒体中心建设在数据的传输与处理上将获得更多的先进技术手段,与此同时,融媒体建设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作为党的一项战略任务,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首先要始终坚持“党管媒体”这一定位,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本文以邳州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例,解读邳州在推进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如何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工作、履行传播的引导与服务功能。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邳州经验

随着媒体融合的工作重点推进到基层媒体,相关政策和指导方案相继出台,学界和业界进一步明确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定位、目标和意义,即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本文从社会治理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传播学的视角对江苏徐州的邳州县级融媒体中心“银杏融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如何重建传播生态、打造融媒精品、引导社会治理。本文发现,“银杏融媒”作为社会治理中介,借助新兴的智能化媒体技术,在战略部署和日常运作中充分发挥了传媒的组织功能,对重建官方舆论场、开拓民意渠道、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起到了良性作用。该样本对于全国范围内县域媒体中心在横向层面的相融整合,以及纵向层面的重塑对接,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