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撰并书《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及相关问题考论

《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记录了志主焦氏的生平家世,并简单介绍了志文撰写的原因,其志文内容不仅可补遗《宋代登科录》,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宋代普通农家生活及私塾教育状况。其志文撰写及书丹,让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邵伯温的文风、书法,对于宋代墓志书法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邵伯温入蜀之年考

邵伯温入蜀之年,包括《宋史·邵伯温列传》等一般均载为“宣和末”。但应区分其个人于“宣和末”入蜀和家小于“丁未年”入蜀的不同。其《邵氏闻见录》卷二十载他任蜀中第一个职务果州知州的时间是宋徽宗宣和“己丑”,但宣和年间无此干支纪年。考其实,当是字形相似的“乙巳”年(宣和七年,1125年)。刻于宣和六年(1124年)九月的《周墓志铭》里其职务“新差知兴元军府事”(未赴)说明其入蜀在此之后。刻于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二十九日的《罗直温墓志铭》反映其已就任成都府路提刑,可以否定其是丁未年(宋钦宗靖康二年,亦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入蜀之说,故丁未年只是其家小入蜀之年。此外,邵伯温约在建炎三年(1129年)除利州路转运副使,其奉使西州的“癸巳”应做字形相似的“癸丑”。

邵伯温、邵博父子的苏轼评价论略

邵伯温《闻见录》、邵博《闻见后录》均有关于苏轼的材料记载,但由于父子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及各自人生经历的差异,形成了对苏轼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与评价观念。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邵氏父子虽然都反对熙宁新法及新法派人物,但在交往和评价新法反对派的问题上,两人具有明显差别,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对苏轼评价倾向的形成。

蔡京与北宋后期的役法变革——从对邵伯温相关记载的考辨谈起

蔡京在北宋后期役法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邵伯温《闻见录》通过对蔡京在两次役法变革中言行反复的记载塑造了其投机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奠定了后世史书中蔡京“奸臣”论断的基调,影响及至今日。实际上,元祐初役法论争的具体情况颇为复杂,蔡京迎合司马光的说法存在诸多疑点。蔡京坚定地主张免役法,也并非是迎合章惇,因为在章惇就职宰相之前役法变革的方向已经确定。哲宗亲政时期,蔡京在《绍圣常平免役敕令》的制定上贡献最大,堪称恢复新法的功臣。蔡京对新法的高调坚持使他成为了绍述之政的一面旗帜,为他在徽宗朝受重用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本。

邵伯温治蜀

两宋之交,邵伯温载家徙蜀。邵氏入蜀,是当时士民普遍南渡的一个缩影。当时全国之形势,北方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稍安。四川因其独特地理环境成为了南迁的集中地。邵氏以知果州之职入蜀,人生最后十年在四川为政,他在知果州任上留下了许多诗词,也做出了一定的政绩。通过对其入蜀社会治理措施以及存留之诗文赏析,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当时的士民南迁现象,对当下地方社会治理也有借鉴意义。

邵伯温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继承与发挥

邵伯温收集、整理其父邵雍的先天易学遗作而成《皇极经世书》。他一方面正面阐释邵雍先天易学,驳正误解,为先天易学正名,同时也梳理了先天易学的传承谱系,为后来者探究先天易学提供了可贵参考;另一方面在注释先天易学的同时,又进行了发挥,尤其为《皇极经世》配卦,虽有益于对先天易学的理解,但也加大了先天易学流传之难度。通过考察这些问题,可以厘清先天易学在后世流传中遇到的诸种难题。

宋罗直温墓志考释

《宋故敦武郎知辰州会溪城公事罗公墓志铭》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户县大王镇,志主名罗直温。志石长1.61米,宽0.76米,厚0.18米,志、盖一体。志石额部68厘米处为志盖,题“宋故敦武郎罗公墓铭”,字径约15厘米。志石下部为志铭,邵伯温撰并书,郭仲纯题盖。志石为青石质地,字迹清晰,保存完整。该合墓志镌刻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原石现藏于西安市鄠邑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拓片及墓志录文被收于《民族·盟约·边界·战争——陕西出土宋代墓志辑释》。

邵伯温文章传略

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他是北宋中叶颇负盛名的理学大师邵雍之子。生于仁宗至和三年(1065)，他闻见博治，尤其熟悉当世之务。宋元祐占五年(1090)，邵伯温因河南尹与部使者推荐，特授大名府助教，调任潞州长子县尉。元祐九年，章悼为相，欲引用邵伯温，伯温因反对新法，不愿为官，义不至京师，可见其节很高。

《邵氏闻见录》与南宋初年政治——以其中有关王安石的记叙为讨论中心

《邵氏闻见录》是邵伯温在南宋初年创作的一部笔记小说,主要记载了北宋士人的对话与交游。本文以《邵氏闻见录》中记载的《辨奸论》所引发的一桩公案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邵氏闻见录》是如何反应南宋初年的政治状态,进而从中探讨政治与文学的生态关系。全文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其一,研究《邵氏闻见录》对于王安石的多角度批判,以达到全方位攻击王安石的目的;其二,研究《辨奸论》一文是《邵氏闻见录》批判王安石的核心依据;其三,受政治影响的《邵氏闻见录》写作手法的转变,对于王安石及新法的描写往往采用歪曲事实、伪造事实和曲意理解、引申发挥等写作手法。通过分析南宋初年批判王安石的主流政治背景和洛学的兴起,来探究《邵氏闻见录》是如何多角度地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从而达到与主流政治思想保持一致的目的。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是宋朝重要的笔记著作之一，书中有不少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为研究熙丰变法者所习用。但书中多有议论失当、叙事讹误之处，不少内容出于有意作伪。

对宋史中几个问题的浅见

本文对曹彬歧沟之败的原因、王安石变法与“失地七百里”的关系、杨么通刘豫之事的评价等宋史中的几个问题作了分析。

竹化石

《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四记延安发现竹化石:章子厚在丞相府,顾坐客曰:“延安帅章质夫,因板筑发地,得大竹根,半巳变石.西边自昔无竹,亦一异也.”客皆无语,先人(按指《闻见后录》作者邵博父邵伯温)独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几矣,公以今日之延安,为自天地以来西边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观物(按邵伯温有《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之学也.”盖子厚早出康节(按指邵温的谥号)门下云.

《蠢子数》与《蠢子医》

古代有位道士,姓邵名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谥康节。邵雍学问十分了得,既是理学家、数学家,又是诗人,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系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之一,《宋史》卷四百二十七有'五子传',作为一介布衣,却能得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所赐谥号,这在历史上是颇为鲜见的。坊间流传邵雍还撰有《蠢子数》,说是邵雍用来教子孙学数的启蒙书。还用邵雍的一首《山村咏怀》诗为证:'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

司马康(1050—1090),字公休,是司马光唯一的儿子.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他任检阅文字工作,是得力的助手.司马光三十二岁时生司马康.生司马康之前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司马童、一个叫司马唐,但都不幸早夭.所以,生下这第三个儿子格外珍爱、为祝愿长命百岁而取名为康.

对《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一文的商榷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一期所载《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一文,确认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妾所生.作者宋衍申同志这种勇于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他对于材料的去取、解释和运用却是大有问题的,因此,他所推演出来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谨撰本文,以就教于宋衍申同志及广大读者.

《邵氏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

《邵氏闻见录》中“王安石叙事”之“义”“事”“文”多可溯源至旧党的记述。“王安石叙事”之“义”往往源于旧党,且某些在史料意义上存在讹误之“事”亦可溯源至旧党的记述,而新党于其中往往失语。邵伯温借旧党之“文”以文学性笔法渗入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于其中获得道德认同,从而寓建构于叙事之中,以二元对立视角论证旧党之“是”、新党之“非”,以既成事实“裹挟”人物意愿,且以君主的“道德权力”为佐证,并将君主之“非”归咎于新党。邵伯温基于对旧党“前辈”的身份认同,且自身亲历靖康之难,故而于叙事之中力证王安石是导致靖康之祸的始作俑者。这与邵伯温接续旧党“前辈”以道统自任并为之“正名”的“后死者之责”密切相关。

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碑跋语

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碑跋语干树德去乐山古城之东隔江一里许的凌云寺中，在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右后侧天王殿外空坝的左前端，矗立着的石碑就是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碑。该碑高约３米、宽约１．５米，为一回首方跃的石碑。碑额为篆文，正文为楷书。因立碑已有五百年，...

蘇門“蜀學”門牆略觀

<正>一蘇門'蜀學'為北宋哲學四大派之一學派按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綱》載記,北宋哲學四大派,依次為洛學、新學、關學、蜀學。任氏《中國哲學史綱》依次介紹了'洛、新、關、蜀'四派的思想特點與北宋當時的發展狀況。雖然介紹蘇門'蜀學'的章節文字遠少於'洛、新、關'三派,但相提並論的'派別地位'是確定而不含糊的。早于任氏《中國哲學史綱》的中國思想史名著——候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①(以下簡稱《侯編》)安排了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四章介紹北宋'王安石的新學';'北宋唯心主義道學''關學之風與張載的哲學思想';'洛學。

司马光史料考异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掩盖了原来的真相。这种情况,在司马光的史料中也同样存在。今聊举三事,略加考订。 一、司马光生于光州而非郫县 一九八四年八月廿五日,《四川日报》载陈培堃同志《司马光诞生于郫县》一文,其立论的根据有三:①郫县古官廨旧址(今城关看守所内),出土民国二十四年(1935)郫县县长刘天祥重镌清末县知事夏与赓所撰石碑一通,其中提到司马光诞生于郫县。碑文共一百九十四字,作者引录了其中三十九字如下:

论《警世通言》里的王安石

在我国历代小说中,对于同一人物作两种爱憎相反的刻划,并编入同一部集子里,是极其罕见的,而冯梦龙却在《警世通言》里别出心裁地编写了一个可亲可敬的王安石和一个万口唾骂的王安石。研究这一现象,对于认识文学艺术的虚实关系、作家思想倾向对创作及编刊的影响,都是极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