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存世最早的一封信

1919年11月16日,茅盾给郭虞裳写了一封信:虞裳先生:今天接到先生的信。我那篇《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感想》,现在想去,简直是乱想。我那时有两个感想:一是根据滑德的话,以为女子解放原来是为社会进化,所以我杜撰的解放定义是不仅做到男女平权,社交公开,是要做成男女在社会上简直毫无二致,同为生产者,同为消费者。一是不取小家庭制,主张废家庭,因为小家庭制尚不能使女子都到社会上做个生产者。

意外收获

拿到邹士方先生的文集《春天的问候》(香港新闻出版社出版),我一口气读完了其中的一篇:《春天的问候》。我读《春天的问候》,倒不是因为它被用作书名,也不仅因为文章逐一出现了巴金、叶圣陶、周扬三位文坛宿将的名字,更在于这篇采访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意外的收获。那是在1985年3月政协会议期间,巴金一行人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叶圣陶老人,邹(当时为人民政协报记者)前去采访,行前谁也不知巴金还要去看望也在医院住院的周扬。当巴金看过叶圣老后决定去看周扬时,邹士方决定同去,却被“挡驾”;本来到此,邹士方的采访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当时很久一段时间社会上没听到周扬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