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何以可能——基于我国社会权能变化的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公共设施的兴建,环境邻避风险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能够有效弥补现有模式存在的不足,应当成为我国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路向选择。从我国社会权能的变化来看,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具备实现条件。公众环境意识逐渐成长、公众环境参与能力逐渐提高、环保社会组织参与能力逐渐增强分别为我国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实现提供内在动力、有利条件、有力支撑。社会权能的渐强为我国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实现提供了社会条件,使我国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成为可能。但将可能变为现实,还需多措并举,需要包容多元风险治理主体,建构包容性风险治理程序,坚持风险治理成果平等共享,健全风险治理多元监督机制。

包容性治理: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路向选择——一种基于理由的分析

环境邻避风险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因而需要加以治理。当前环境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各国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发展趋势来看,环境邻避风险治理应当迈向包容性治理。包容性治理能够有效化解环境邻避风险,吸纳公众意见的环境邻避决策具有政治合法性,容纳公众权利的环境邻避设施生产模式具有伦理品性,所以包容性治理应是我国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模式转换的路径与方向选择。

我国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模式转换探析

我国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现有模式是管控与回应结合型治理模式。现有模式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现有模式存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不够、治理程序的包容性不够、治理成果的共享性不够等问题。公众的邻避情结难以消解、环境邻避风险时而升级、环境邻避设施选址成功率低下与选址不合理并存;是我国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模式转换的现实动因。作为善治的一个重要向度,包容性治理能够有效化解环境邻避风险,并具有合法性和伦理品性,因而成为我国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模式转换的方向选择。

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何以可能——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我国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具备实现条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包容性治理高度契合,它的推进从宏观战略上为我国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智能化分别为我国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撑、能力支撑和技术支撑。正因如此,我国包容性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成为可能。

“邻避风险链”:邻避危机演化的一个风险解释框架

基于制度主义的风险管控实践严重忽视了弱势群体的风险感知,造成官僚系统与利益公众风险定义的分歧,由此引发一系列邻避抗议争端。论文以"阿苏卫垃圾厂抗议事件(1994—2014)"为蓝本,提出了"实在风险—感知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的邻避风险链系统,对其概念、特征、决定因素和生成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梳理,建构了"邻避风险链评估指标体系"。这一风险"连续统"有助于弥合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的风险分歧,为从源头上对重大工程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管控和阻断提供理论前提,为邻避危机演化机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论文采用了验证性的实例分析,未来,还需从数理实证层面对邻避风险链的构成和有效性进行验证。

邻避风险的运作机制研究

基于风险竞技场理论,通过对BOBO城垃圾分类转运站事件的个案研究,审视了邻避风险的社会生成逻辑及其运作机制,从而揭开了"中国式邻避冲突困境"的症结。首先,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产物,不同风险心智图式及风险建构策略是风险竞技场中邻避风险运作的内驱力,即风险认知结构错位是博弈双方风险沟通失败的重要原因;其次,家园意识崛起及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社区居民采用非常规行动以打破政府单方主导的博弈规则,进而实现利益诉求的非正式表达;最后,一方面邻避项目是地方领导者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会侵蚀政府权力行使的社会基础,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执政危机,使得博弈双方的风险互动陷入新一轮的"立项—抗议—停止"之中。

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话语竞技及其对冲突化解的启示

对邻避冲突的理解和认识应从对单一主体的分析转向对多元主体的考察。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的竞技场理论和环境话语的类型学,认为地方政府、环评机构和运营企业在风险沟通场域中分别以规制话语、科学话语和技术话语来确立自身的位置,应对公众的质疑,并共同构建起邻避设施项目的合法化逻辑。行动者则通过对权势话语的解构,通过转移法、挤出法和制约法等策略,将对风险的焦虑,转向对项目决策系统的"合法性"的怀疑和挑衅,并进而形成对"保护家园"的邻避框架的隐匿。因此,化解邻避冲突,所需要的是匡正决策系统及责任主体角色和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沟通对话,同时重视民众的知识形态及参与能力,构建邻避风险沟通的理性秩序。

论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模式及制度框架

邻避风险规制所涉主体有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与技术专家等,他们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与风险管理中具有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基于风险知识的专业与信息的异化,不同主体在科学知识与社会价值方面会形成不同的判断与体认,这已使我国当前的邻避风险规制陷入恶性循环。打破恶性循环,需要重塑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合法性。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基于当代政治法律理论的支持,能够平衡风险规制中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符合我国社会现实需要,其制度框架由基本制度和操作性制度构成。

邻避风险的传播逻辑与纾解策略

在公共治理中邻避事件造成的社会风险成为一个治理难点。邻避风险传播逻辑是通过强调邻避设施的危害性及其潜在后果的严重性来否定邻避政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将矛盾焦点指向地方政府并通过地域、乡土认同进行动员。在信息时代,网络传媒作为邻避风险传播的主要渠道和民众诉求表达的主要平台,其议题内容的发展和演变无疑包含着相应的邻避风险传播逻辑。唯有深入了解网络时代下的邻避风险传播逻辑,加强对既有邻避设施的管理与负外部性治理,提升邻避政策的决策质量、合法性与合规性,以及改变既有邻避风险的承担机制,才能有效阻断邻避风险传播,从不同环节、不同角度纾解民众的邻避心理。

城市化进程的邻避风险匹配

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邻避风险问题具有生态政治的理论面向,主要体现为邻避风险社会建构的权力话语、政府信任危机和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等。这使得邻避风险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就不得不考虑风险分配的正义问题。对于邻避风险分配,现实当中存在着接受性与不可接受性、理性经济人与不可计算性、权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之间的冲突性问题,正视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确立以自由平等和差别对待为双重指向的分配正义总原则。邻避风险本质上是以生态风险的话语体现出来,其分配逻辑应当追寻生态正义的价值诉求,并在这个过程中探寻邻避风险分配的生态程序性正义和生态实体性正义之内在进路。

PPP模式下的邻避风险及其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PPP模式日益被广泛应用于各类项目建设中且带来了诸多益处,与此同时也加剧了邻避风险,增加了治理难度。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了PPP模式邻避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二维分析矩阵,通过剖析各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提出了PPP模式邻避风险的治理措施,即针对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政府与周边民众应加强双方互动参与,对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和专家应增强其影响力,而针对次要利益相关者的媒体要采取"堵不如疏"的策略,此外也要关注一般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邻避风险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对河南省核电项目的调研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其面临的社会风险之间不断契合的过程。基于对列入《河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开展内陆核电项目前期论证工作的南阳、信阳、洛阳、平顶山四个城市和省内城市郑州、省外城市西安的调研,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构建邻避风险治理机制,以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应对,实现从"治理邻避"到"邻避治理"的转型。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应构建信息公开机制,增强舆情研判和舆论引导能力,实现从项目规划到利益表达再到建设决策各环节无缝衔接;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应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强化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合作,避免邻避风险演化为极端化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应着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优化决策流程,实现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权责明晰基础上的行政协调。

PPP模式下利益相关者与邻避风险研究

PPP模式正日益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公共项目建设,使得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同时也加剧了邻避风险和治理难度。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文章首先从重要性和影响力两个维度构建了PPP模式下邻避风险的利益相关者的二维分析框架,并以A市垃圾焚烧厂事件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引入PPP模式后的邻避设施会涉及哪些利益相关者及其行动逻辑,最后从信任机制、沟通机制、监督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四个方面构建利益相关者的邻避风险治理机制。

新媒体环境下邻避风险异化的路径机理与应对方略

邻避设施所具有的环境负外部性,容易因为部分社会公众的过度渲染和夸大其词而加剧风险扩散,导致原本可能只是关于风险议题的有限事项迅速演变为具有突然爆发性以及快速扩散性等趋势的社会稳定风险事件。这主要在于新媒体情境下的新型风险事件的制度结构、动员结构、话语机会结构中存在滞后性因素,引致公众情绪在信息冲击下强烈波动,继而采取较为极端的对峙行为。为此,政府管理者应进一步做好议题设置科学化、信息机制标准化、情绪控制理性化、动员机制约束化等工作。

邻避风险的源头治理与决策优化——基于H县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问题的日益严峻,邻避类公共设施在各地非建不可,但政府现有决策模式经常触发邻避风险,造成邻避冲突。以H县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为个案,深入分析邻避风险生成中的政府决策诱因,提出实现邻避风险源头治理的政策建议:再造邻避项目决策程序,推进开放决策,加强风险沟通,建立邻避设施补偿机制,注重舆论造势与引导,创新邻避项目治理体系。

项目制下垃圾焚烧发电的邻避风险治理困境——基于N县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邻避风险治理是困扰地方政府的难题。基于N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项目体制下的治理主体不能满足垃圾焚烧发电邻避风险治理对于准确判断、快速决策的要求,且受科层制中条块分割模式的束缚,治理过程专业性不强、治理资源不足;在国家主导逻辑下,公众无法全程参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推进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对评估方发挥其专家效用形成掣肘。因此,突破项目制的约束,合理选择治理主体、推动公众全过程参与、细化监督考核指标、第三方跟踪评估是顺利开展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邻避风险治理行动的重要保障。

跨域性环境邻避风险:尺度政治与多层治理

在工业化转型升级过程中,环境影响较大的工业项目选址产生的环境邻避效应备受关注。在各地政府日益重视生态环保的同时,一些环境影响大的项目逐渐外迁或移至辖区边缘地带,因而跨域性邻避冲突日渐增多,由此地方政府之间也展开了博弈。如何治理此类邻避问题并达成一致合作,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尺度政治视角分析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在邻避项目选址中的利益纠葛和邻避事件演变过程,描述邻避事件中相关政府主体以及上级政府的尺度行为、博弈策略和权力关系变化,分析其尺度重构和冲突解决机制。针对跨域性邻避冲突风险,可以实行多层治理:编制综合区域规划,寻求区域协调背景下各方发展的利益共生点,搭建区域合作平台;构建区域多元考核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搭建生态信息与数据共享平台①。

论环境邻避风险韧性治理

邻避风险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风险的一种重要形态,治理邻避风险是构建韧性城市的主要内容。在梳理环境邻避风险的研究范式、治理手段、机制及模式相关研究基础上,揭示“中国式”环境邻避风险多因素作用、多层次累积、多形态叠加的特征。在发生学上,研究表明邻避冲突既是社会脆弱性的结果反应,也是城市社会韧性的过程性表征。针对这种风险特征,厘清环境邻避风险、社会脆弱性及城市韧性三者关系,界定韧性治理的内涵,阐述其运行机制和治理策略,初步提出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韧性分析框架。

邻避风险的放大过程及其弱化策略——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众多邻避事件表明,邻避风险在与心理、社会、制度及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被放大,产生了远远超出风险本身的涟漪效应。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邻避风险的放大过程提供了理论阐发。邻避风险的主观属性和污名化特征是引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逻辑基础。邻避风险的社会放大经过了"风险感知—信息传播—社会反应—涟漪效应"四个阶段。因此,邻避风险治理应该从邻避风险的弱化着手,在邻避风险信号发出、传递的各个阶段通过风险披露、风险沟通、风险体验、风险柔性治理等策略层层弱化邻避风险,从而为邻避风险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生成逻辑——基于案例嵌入的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公共设施的兴建,环境邻避运动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环境邻避风险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基于案例嵌入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生成逻辑是邻避设施存在的实在风险加剧感知风险,政府回应力和公信力不足激化矛盾,公民意识的增强提升风险感知程度,网络媒体介入进一步加剧社会风险。需要基于生成逻辑寻求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治理逻辑的恰当表达。这是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生成逻辑考察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