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的诱惑:郁达夫《沉沦》中的漫步与风景美学

柄谷行人有关“风景的发现”的论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广有影响,此论说重视从山水美学到风景美学的话语转换,却尚未充分发掘中国现代风景书写的多种资源。倘若以“华兹华斯式漫步”为焦点,重审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沉沦》,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风景中的探寻、彷徨与沉沦,与英国浪漫主义者“如画游”的精神之旅形成多层次对读,或许在为文学经典打开新的阐释空间的同时,能丰富并修正柄谷行人的相关论说。而在做此对读时,重要的不是建立中国山水美学与西方风景美学的静态对立,而是探讨现代中国人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在古今中西的复杂纠葛中,为自身重构风景体验的深度和风景书写的可能性。这或许是作为当代理论方案的中国风景美学应有的问题意识与话语自觉。

郁达夫文迹

最初的新文学作家,许多是有些前卫性的特点的,因了对于旧道德的偏离、表现手法的大胆,也颇受了讥讽。新式作家被目为不道德者甚多,因为雅正的面孔消失到里巷的箫声中去了。比如郁达夫背上了黄色、颓废作家的骂名,属于绅士与士大夫的逆子,不仅为旧文人所不容,一些新作家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与宋代柳永这类文人的吟哦相比,似乎更等而下之,因为他把域外私小说的灰暗照搬了过来。

半殖民体验与郁达夫留日时期的创作

半殖民的另一面对应的是半封建,所以郁达夫的创作有着反叛传统文化、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而半殖民的事实又必然会让身处日本的郁达夫感受到被征服者的屈辱。他既渴望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角来分享西方/日本的文化,又不得不在现实处境中祭起民族国家的大旗来对抗半殖民现实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既要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眼界来拥抱西方/日本文化,又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以“封建”的态度来对抗西方/日本。这既构成了郁达夫留日时期小说叙事中身份认同的两难,也决定了他对日本以及女性书写的复杂态度。

困境与突围:零余者他者建构的主体性分析--郁达夫《沉沦》《迟桂花》谫论

郁达夫的两部短篇小说《沉沦》《迟桂花》,分别作为其创作前后期的代表作,被视为现代文学中“自叙传”抒情小说中的经典。郁达夫的短篇小说中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因此其笔下的主要形象——零余者难以完成自我建构,主体在他者的入侵下走向分裂、异化甚至毁灭;同时,郁达夫对因他者而产生的欲望主体进行关照,零余者在欲望缺失的驱使下,一方面将身体作为填补欲望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展现出欲望缺失下的疾病隐喻。借助拉康的他者论和欲望论来探寻郁达夫短篇小说中零余者的身份危机成因和自我找寻主题,从而揭示零余者自我异化于他者世界的被动性,以及在他者世界中自我建构所展现出来的主动性。

郁达夫抒情小说创作转向探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创作极具个人特色,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初期小说创作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一直被贴上“颓废”“色情”“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感伤”等标签。但是在创作社的转向中,郁达夫展现了极高的政治革命热情,在其早期作品中可以探得这一苗头的“萌芽”,后续创作中更是展现了一个内心柔软的抒情作家坚定的革命意志。不可否认,这些创作仍有局限之处,但不能因此否决郁达夫的创作方向转变及为后来者带来的启示与反思。

“残留物”视角下的现代旧体诗人主体——以郁达夫为例

新世纪以来,重写文学史实践对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进行了再关注,以郁达夫旧体诗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体系下的一类“残留物”进入学界视角。作为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旧体诗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生存境遇,关系着现代文学面貌的完整呈现。从现象学层面出发,某一时期文学景观的还原往往也是人文思潮的再呈现,即根源在于“人”的认识,因此对现代旧体诗的研究理应始发于作者主体这一基点。对于郁达夫旧体诗的再研究,首先应将旧体诗语言作为一种先验存在,对郁达夫的主体养成影响进行考察,再回归历史中主体选择的现场,以此重新判定郁达夫旧体诗地位,此思路不仅可以拓展20世纪旧体诗的观察、探索空间,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新的思考和启发。

从浪漫的一代到革命中的“障碍物”——论郁达夫转向的“施蒂纳”因素

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郁达夫有过“昙花一现”的“革命”转向,随后便与创造社同仁分道扬镳。本论文尝试探讨这一过程中的“施蒂纳”因素,或者说施蒂纳的思想为何会对郁达夫转向期间的思考和行动起到重要作用。施蒂纳的“唯一者”并不是“零余者”,而是有着高度主体自觉与自由认知的现代个体,但同时郁达夫也将“唯一者”的“颓废”作为一种主动反抗的人生态度而与“浪漫”相混淆。郁达夫在这其中呈现出的思想、身份认同的矛盾折射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文学向左转的岔路口上面对个人与集体、现代与反现代等诸种中国现代历史难题时的困顿与探索。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书写“秋士”的深层意蕴

郁达夫《故都的秋》是当之无愧的散文名篇,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鲜见对欧阳修、苏轼两名“秋士”的细致解读。文章从“互文性”入手,与“群性”和“他性”比较,探寻郁达夫在文中书写两名“秋士”的深层意蕴,以及他与两位古人在人生处境、个人心境、创作特点、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由于种种人生遭际,郁达夫在“心理暮年”时像两名“秋士”一样转换心态,追求闲淡自适、悠然自得的生活,实现了自我救赎,成就了这篇优秀之作。

郁达夫与《迟桂花》中的两个自我

1932年创作《迟桂花》前后,郁达夫在散文与旧体诗创作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隐逸之情。在《迟桂花》中,此种情绪仍有所出现,但随着小说人物郁先生重回上海而消失,这使得小说虽有淡淡愁绪,但最终却呈现出异于此时期创作的积极色彩。结合历史语境,分析文本中具有自叙性质的翁则生、郁先生二人,有助于透视郁达夫的双重自我,解读其面对现实人生时的不同态度及其背后中西混杂的价值观影响,以此探究具有现代性自我的郁达夫本人,在面对新的政局变化及现实生活对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迫时的道路选择,观察郁达夫自我的反思性投射。

郁达夫在南洋:文化战士与浪漫诗人的双重特质

郁达夫以“颓废文人”的形象踏足“五四”文坛。1923年后,郁达夫文学思想中的“现实”因素逐渐增多。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郁达夫的文艺思想始终在浪漫与现实、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摇摆。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远赴新加坡,以“文化战士”的形象现身新马文坛。郁达夫在南洋时期的创作,政论及杂文共同建构了其文化战士形象,亦凸显了其作为浪漫诗人的气质;旧体诗及散文字里行间透露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使命感,但又隐含了浪漫派诗人的思绪。双重风格、双重意绪在不同的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中拉扯、交替和碰撞,最终营构了具有双重精神特质的郁达夫。

论郁达夫《毁家诗纪》中自传体诗文的书写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发表前为组诗添上注文,诗作抒情、注文叙事,诗文合璧,相得益彰;同时,国难与婚变的内容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组凄恻动人的自传体诗篇。郁达夫用旧体诗创作《毁家诗纪》,并用注文记录“毁家”的诸多细节,既是其“袒露自怜”性格的体现,也是郁达夫作为一个“骸骨迷恋者”以诗为舌、以诗为伴的本能选择。《毁家诗纪》是了解“郁王婚变”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郁达夫旧体诗创作的重要文献。《毁家诗纪》中的自传体诗文书写推动了旧体诗自传体诗文的发展。

另类“自叙”的诞生——郁达夫杭州时期的山水书写与游记转向

1933-1935年,迁居杭州的郁达夫开始集中撰写山水游记,实现了题材、文体和风格的同步转向。知山识水的写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郁达夫杭州时期对于山水体悟的隔膜。游记中频繁出现的“闲笔”与“牢骚”反映了郁达夫的自证焦虑,见证了郁达夫杭州时期自我认同的混乱。通过文体分工,郁达夫的“自叙”理想在形式自觉中实现了另一种曲折的突围,完成了对早先不拘形迹、率性真挚的青年郁达夫的持守与超克。对郁达夫而言,“自叙”远非纯粹的文学手法,还是通往真和美的一种人生的方式。

百年前在上海:鲁迅、郁达夫、谭延闿曾吃过的闽菜馆到底长啥样?

“记得中有天是闽菜馆,有整只的烤小猪,越到后来越是大碗大盘的,大家吃了个饱。”这段简短但又一下子让人食指大动的话,来自1928年初民国文人许钦文的记录。而和他一起在这家上海的闽菜馆同吃“烤小猪”的,可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夫妇、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百年前,闽菜在上海,经由当年名人雅士们的记录,可以窥见其于沪上的无限风华。

郁达夫《故都的秋》衰亡生命描写下的美学追求

本文以郁达夫《故都的秋》衰亡生命描写下的美学追求为主题,分析文字中从“颓废”走向“唯美”的矛盾美、“也把故乡作异乡”的古典美和偏好挽歌孤寂与凄凉的构图美。

郁达夫小说的创作特色分析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其小说作品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文章围绕郁达夫小说的创作特色进行分析,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出其在作品主题、叙事特点、创作技巧等方面的特点,并结合作品进行具体阐述,以期进一步解读郁达夫的经典小说,为研究郁达夫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论郁达夫自传中的“自我叙述”

郁达夫在自传中将自我呈现为一个被贫穷和饥饿折磨着的孤僻少年,这一形象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又使读者进一步理解郁达夫人格气质的形成原因;同时郁达夫将个人的爱情创伤与弱国子民的屈辱感联系在一起,赋予个人的爱情创伤以宏大的意义,从而凸显出自我“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叙述,使自我与国家、时代联结在一起,而获得了“意义”。这既是其时因现代报刊业的发达而产生的现代文人群体谋生的需要,也是胡适等人对自传文体的社会价值的倡导之故。

隐逸的山水——论郁达夫1930年代的“奉宪旅行”及游记书写

20世纪30年代初,国难加剧时的两次“奉宪旅行”促成了郁达夫创作上的“游记转向”。起初关心国难的郁达夫对旅游持排斥态度,但随着时代压力下个人写作形势的趋紧,旅游又成为其化解自身乃至写作危机的出路。一方面通过旧文人的游览趣味和书写模式,自然山水从消遣娱乐的负面意象变为郁达夫的精神避居地;另一方面“复古”的游记面貌中也有着受现代自然观念影响的个体对程式化游览的反叛。游记面貌的“新旧交织”更深地关联着郁达夫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与回应,同时旅行也成为解读繁难时局下个体同社会复杂缠绕的一面透镜。

郁达夫半封逸信考

1929年秋,寓居上海的郁达夫计划赴北京任教,在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下,拟在北京大学任职,但由于北京大学人事调整及郁达夫本人身体状况等原因,最终并未赴京就职,郁达夫致信周作人,感谢并解释不赴京的事由。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于1980年刊登在《鲁迅研究资料》上,前半部分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钱玄同文物中发现,得以完整呈现这段史实。

反俄狄浦斯视域下论郁达夫小说的欲望叙事

郁达夫的小说中许多主题都与“欲望”相关,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故事人物的塑造都与“欲望”被社会压抑紧密联系。女性及其同性欲望叙述只是作为男性欲望书写的客体工具,作者在无意识中构建了男性霸权意识下的欲望图景。寄情于山水是郁达夫为自己与书中人物选择的逃避残酷现实的最好方法。这是郁达夫所塑造的独特的“欲望观”,希望能够借欲望打破封建思想为人性欲望构建的囚笼,而这与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由此也为郁达夫的小说的再解读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向。

城与人的遇合与龃龉——论郁达夫的杭州体验与书写

在浙籍作家的杭州书写中,郁达夫是着墨颇多的一位。郁达夫的杭州书写,尤其是其与杭州之间的遇合与龃龉,带有典型的郁达夫式的况味。梳理郁达夫的杭州体验与书写,可发现其经历了从小镇青年的向往与幻灭,到旧式文人的耽爱与偏执,再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与私人恩怨迁移的嬗变,其中又始终夹杂着郁达夫式的私人意绪。杭州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一向尴尬,在郁达夫的文学地图中亦处于一个历史“中间物”的位置,城市精神定位模糊。而郁达夫本人也是处于一种半新不旧的矛盾中。飘忽游弋的城与漂泊无依的人,在动荡的时代中,既遇合又龃龉,同病相怜也同性相斥。城与人的精神的同质性,或许是郁达夫与杭州之间最为深层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