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通經致用考:以“郊天”爲例

唐代杜佑(735—812)所撰《通典》爲中國首部典章制度通史,然而後世儒生稱譽的往往是《通典》保存文獻之功,評價《通典》所載經解則以“一遵鄭注”概而論之,忽略《通典》本身之政論性。事實上,杜佑釋説經義不純然是學術討論,而是帶有政治考量。因之,本文聚焦於郊天禮,透過解讀《通典》引經、解經的内容,比較唐代經注以及《開元禮》對郊天理解與杜佑所論之間的分合,以察杜佑如何透過經典詮釋賦予郊天禮義新的含義。並嘗試論證杜佑是如何透過郊天禮的安排,與社會、政治制度相配合,以建構杜佑理想的“強幹弱枝”的社會,達至治道。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周代郊天祀典中文王、武王配享制度探赜

周代有以祖先神文王和武王配祀天神的传统。在农业文明主导的周代,祖先神配享制度寄托着强烈的农事期许,这种期许是双向的:既有向祖先神报告王朝农事状况,并报谢祖先神的赐福;也有向祖先神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农事诉求。

从郊天与封禅看玉器在古代国家宗法政治中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远古玉文化在古代国家宗法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 ,从历代礼祭活动中遴选出两个重要礼典——郊天和封禅 ,详细阐述了郊天与封禅礼祭中的用玉礼制 ,并分析了玉器在宗法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国远古玉文化与中国古代国家统治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 。

唐中宗郊天韦皇后亚献议再探

唐中宗于景龙三年(709)冬亲祀南郊,韦皇后亚献[1]。皇后参与郊天之礼,并任亚献之职,不仅与经书所载礼制相悖,也罕有先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论难蜂起。陈寅恪针对此议曾下一判语:“此为议礼中说文例之最有趣者。”[2]指出这场礼议的突出特色,就是议者围绕《周礼》“文例”作出的精深的经学辩论。

周代郊天礼的起源、命名、时间及用牲考辨

周代的郊天礼起源于以各种具体目的对上帝进行的祭祀。郊天礼得名于祭祀的地点——"郊"。郊天的时间分为常例和特例两种:常例为每年冬至、孟春至仲春两个时段。特例是因重大事件而举行的临时祭祀,时间不固定。郊天的具体日期多用"辛日",其执行情况有两种可能:其一,常例用辛日,特例不用辛日。其二,周初时无固定的日期,后来选用辛日,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固定下来。郊天时用牲多以牛为主,且用一头牛,特例郊天时可增加用牛的数量,但不宜过多。

金代郊天礼考论

郊天礼属五礼之首——吉礼的范畴。金代郊祀源于本俗的拜天之礼,是统治者在正统观作用之下,吸收中原礼制文化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昭示王朝的正统性。金代郊天礼与拜天礼具有本质的区别,是金王朝两种重要的祭天礼仪,金代郊天礼具有自身特点。

东湖刘备郊天坛再现三国风云

磨山东一峰落成的一处东湖新景"刘备郊天坛",是对东湖历史文化资源的一次成功发掘,由此拉开了东湖开发"三国文化"系列、并进而打造"人文东湖"的序幕。相传。赤壁大战后,刘备东下联吴抗曹,途径东湖时,登上一无名山顶。刘备见此山六峰插入湖心,峰峰山形如磨,便给此山取名磨儿山,并在磨山东山头设高台祭天。据历史专家考证, 《大明统一志》、《嘉庆重修一统志》都对郊天坛有准确记载。在《湖北通志》上也有"刘备郊天坛,在磨儿山" 之说。

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

周人举行郊天礼时要以祖配天而祭。周代祭天的最高祀典就是郊天礼,举行郊天礼时以始祖后稷配祭,这是周人祭天礼的常制,然亦不只是以后稷配祭。文献中还有所谓祭之礼,实为宗庙祭礼,与周人郊天配祖的制度无关。

东晋郊祀制度研究

本研究尝试以"体"与"制"为框架,借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解读东晋的郊祀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以师古、适用为原则,既有依王学的改造,也有对郑学的择从。不断地清除淫祠杂祀"小传统",向礼经"大传统"回归,其理性化、工具化的倾向突出。

《诗经·周颂·思文》主旨辨正

《周颂·思文》是周代举行郊天礼时以后稷配天的乐歌。关于后稷配天的原因和目的,也即诗歌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德配"、"郊稷禘其祖之所自出"、"冬至郊"、"祈谷郊"、"献祖"和"耕藉而先祭后稷"等六种观点。经考察《思文》的字词含义及诗歌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知此诗是春季祈谷郊天时祭祀后稷,颂其功德并祈求农业丰收的诗。

陶寺遗址——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王国都城所在地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发掘至今已有38年的历史。通过几代考古学者的辛勤工作,已揭露出一个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在这个聚落址上,发现了面积20万平方米的宫城和面积280万平方米的外廓城及东南小城(图一)。宫城位于城内偏北部,已钻探和发掘出十多座宫殿基址。

东湖文化研究感悟

我的东湖缘少时即对东湖充满向往,只因身处乡下,一直无缘一游。1978年9月,我考上大学到了武汉,放下行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约刚刚认识的两位室友去游览东湖,一了多年夙愿。当是时,我等莘莘学子,骑着自行车从学校一路疾驰,那时的徐东路还被沙湖所环绕,稻田、农舍不绝于路,与远处的高楼市井相映成趣,都市田园相得宜彰,使我这个乡下人倍觉新奇。

诸葛亮祭祀所见魏晋隋唐制祀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先贤大抵视为纸上空文。陈寅恪先生早年曾指出,'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学术界的研究业已证明陈氏卓见。实际上礼制在社会层面多有运作,只不过因时因人而有调整、变异,譬如汉末以来,官方对礼制的实践就存在两种态度,一是主张依典而行,二是强调缘情而定,其结果自然有别。此外,也不能忽视民间百姓的礼俗活动对礼制文化的影响。本文拟通过诸葛亮身后祭祀等问题的讨论,探究魏晋隋唐制祀的某些变化,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色彩的一则疑点

刘敦桢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中提到：“《春秋谷梁传注疏》所载‘礼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仓,士？’……”[1]这一说法在各种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色彩的文章中常被提及,影响颇广。笔者近日查阅相关资料时却发现,书中的记载与刘敦桢先生的引述有所出入。据笔者查阅,《春秋谷梁传》中的记载为：“秋,丹桓宫楹。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丹楹,非礼也。”

成都军区总医院

成都军区总医院创建1950年,座落在四川省成都郊天迴镇,是一所历史悠久、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齐全、环境优美、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医院。全院占地面积22万多平方米,绿化面积占99%,以花园医院著称,是养伤治病难得的佳地。

《诗经》祭祖诗与周代宗庙祭祀礼器初探

上古之时,以祭祀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形成了宗教生活和文化的最初形态。周代祖先崇拜盛行,宗庙祭祀与郊天、社稷共同成为国家规定的三大主要祭典活动。作为周代的诗歌总集,《诗经》毫不吝惜地展示着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诗经》是＂唱着以人生和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在《诗经》中,不仅可以窥见周代政治、经济、风俗等方面的内容,亦可一睹周代宗教文化的全貌。周代祭祀的献祭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祭祀时必须用专门的器物盛放。这些用于盛放献祭品以及祭祀仪式中使用的器物，统称为“礼器”。《诗经》祭祖诗对这些内容的反映斑斑可见。

魏晋郊祀和祭祖礼考

魏晋时期的郊祀发生了不同于两汉的变化。在政治分裂、皇权衰微的背景下,郊祀天地、祭祖礼的规模比起两汉要小,但就内容看,受郑玄或王肃说影响的郊天、祭祖礼细节不断精致化。因此虽然整个魏晋时期经学偏枯,皇权不振造成郊天和祭祖礼的俭约,但从中国古代王朝祭礼的整体发展来看,魏晋的郊天、祭祖礼正是内容趋于精致、理性程度不断增强的承上启下环节。

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华夏郊天礼是北魏膺承天命与彰显正统性的重要仪式。道武帝通过行华夏即位礼与郊祀礼来彰显正统性,与十六国无本质区别。天兴初年设立的郊祀制度与郑玄礼说并不完全契合,且明显有异于两晋十六国所从王肃“郊丘合一”说,传达出与东晋争衡的明显姿态。孝文帝依托郑玄“郊丘为二”说改定郊祀制度,实现郊祀礼由有司摄事到皇帝亲祀的转变,并废止西郊郊天的鲜卑旧礼,最终确立华夏郊天礼的独尊地位。迁都洛阳后,孝文帝通过行圆丘祭礼宣示天命在魏,与南朝争夺正统的态势臻于极盛。北魏正统观念主要表现出仿魏承汉与承继西晋两个面向,其郊庙制度更近于曹魏明帝景初元年以后之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超越两晋南朝、直追曹魏的心态。

天坛史地考略

本文考证了今北京天坛的地理沿革。其地金代为朝日坛,辽时其北面建有古刹永泰寺,辽以前为乡村与原野交错的燕郊。元代郊天台沿用了金代朝日坛的旧址,建筑规制有所改动。明代永乐朝所建北京天坛很可能是对元之旧有略事改造,其地即今祈年殿一区,现存圜丘一区为嘉靖时新拓。元代郊天台旧格局则在嘉靖改制时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