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通經致用考:以“郊天”爲例

唐代杜佑(735—812)所撰《通典》爲中國首部典章制度通史,然而後世儒生稱譽的往往是《通典》保存文獻之功,評價《通典》所載經解則以“一遵鄭注”概而論之,忽略《通典》本身之政論性。事實上,杜佑釋説經義不純然是學術討論,而是帶有政治考量。因之,本文聚焦於郊天禮,透過解讀《通典》引經、解經的内容,比較唐代經注以及《開元禮》對郊天理解與杜佑所論之間的分合,以察杜佑如何透過經典詮釋賦予郊天禮義新的含義。並嘗試論證杜佑是如何透過郊天禮的安排,與社會、政治制度相配合,以建構杜佑理想的“強幹弱枝”的社會,達至治道。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周代郊天礼的起源、命名、时间及用牲考辨

周代的郊天礼起源于以各种具体目的对上帝进行的祭祀。郊天礼得名于祭祀的地点——"郊"。郊天的时间分为常例和特例两种:常例为每年冬至、孟春至仲春两个时段。特例是因重大事件而举行的临时祭祀,时间不固定。郊天的具体日期多用"辛日",其执行情况有两种可能:其一,常例用辛日,特例不用辛日。其二,周初时无固定的日期,后来选用辛日,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固定下来。郊天时用牲多以牛为主,且用一头牛,特例郊天时可增加用牛的数量,但不宜过多。

金代郊天礼考论

郊天礼属五礼之首——吉礼的范畴。金代郊祀源于本俗的拜天之礼,是统治者在正统观作用之下,吸收中原礼制文化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昭示王朝的正统性。金代郊天礼与拜天礼具有本质的区别,是金王朝两种重要的祭天礼仪,金代郊天礼具有自身特点。

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华夏郊天礼是北魏膺承天命与彰显正统性的重要仪式。道武帝通过行华夏即位礼与郊祀礼来彰显正统性,与十六国无本质区别。天兴初年设立的郊祀制度与郑玄礼说并不完全契合,且明显有异于两晋十六国所从王肃“郊丘合一”说,传达出与东晋争衡的明显姿态。孝文帝依托郑玄“郊丘为二”说改定郊祀制度,实现郊祀礼由有司摄事到皇帝亲祀的转变,并废止西郊郊天的鲜卑旧礼,最终确立华夏郊天礼的独尊地位。迁都洛阳后,孝文帝通过行圆丘祭礼宣示天命在魏,与南朝争夺正统的态势臻于极盛。北魏正统观念主要表现出仿魏承汉与承继西晋两个面向,其郊庙制度更近于曹魏明帝景初元年以后之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超越两晋南朝、直追曹魏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