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十三年宫廷礼乐的重建——以郊祀音乐为例

绍兴十三年(1143)在南宋礼乐建设中是重要的一年,政治的中兴带来宫廷礼乐的重建。在此之前,因宋金战争导致政局动荡,礼乐“率多未备”“权一时之用”;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达成后政局暂稳,“民俗康阜”,这一时期的礼乐不仅恢复到北宋时期的建制,还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以郊祀音乐为例,郊祀大乐不仅恢复了登歌、宫架、二舞齐备的大乐体制,还在规模上继续扩大,为后世大乐所沿袭;郊祀乐曲记录了4种不同的使用场合,其乐章在较长时间内一直被沿用;郊祀警场用乐不仅得以恢复,还形成了“唱探、唱和”制度,为后世所遵循,对于警场用乐的记录更是成为历史上最翔实的一笔。绍兴十三年的礼乐重建不仅是南宋礼乐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还因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礼乐的形式与内容等,形成了“绍兴十三年体制”,成为南宋礼乐中兴的重要内容与标志。

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

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论汉乐府话语方式的生成——以《郊祀歌》为中心

汉武帝的人神观念表现为人神相通,主要通过神降与人陟实现。武帝为定郊祀之礼而立乐府,汉《郊祀歌》反映了武帝的人神观念,《郊祀歌》的话语内容相应地表现为神降与人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指《郊祀歌》的话语内容生成方式,也指《郊祀歌》及其他汉乐府婉转叙事与完整叙事的话语方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阐释了汉乐府在人神观念与天人感应模式建立上的贡献,是武帝制礼作乐的结果与方式。从制礼作乐角度分析汉乐府的生成具有可行性,汉赋及汉代经学的生成亦可以从此角度切入。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东汉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

文章以"体"与"制"为理论框架,考察东汉光武帝刘秀一朝的郊祀活动和郊祀制度的建设。认为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论郊祀与《汉郊祀歌》

汉武帝时期郊祀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汉郊祀歌》的文化特征。《汉郊祀歌》在继承中原雅颂文化传统的同时，在内容、形式表现上都出现了新的特点。

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

在郑玄的经学思想中,如何根据经文的记载,构建一个完整的周公郊祀祭天的理论体系,是郑玄经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郑玄通过发明经义,阐述了以"天有六天""郊丘为二"为主要特征的周公郊祀礼。而这一礼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郊祀礼中的始祖的存在,是统三统的思想基础。郊祀礼中的感生说,使郑玄理解的历史世系不同于《史记》。同时,周公的郊祀礼,是孝治天下的最典型的表现。

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辨证

《郊祀歌》十九章是汉武帝时期创作的一组重要朝廷乐歌,但其作者是谁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文章在对众说详细辨析基础上,认为《郊祀歌》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汉武帝创作了其中的五章颂瑞诗。汉武帝不仅是《郊祀歌》创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一名重要的作者。

西汉后期郊祀礼的儒学化转向

郊祀是皇帝祭天的重要国家祀典,西汉中前期主持这一祭典的是方术士。元帝之后,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上势力的上升,为了争夺对于郊祀等国家祀典的主导权,儒家礼学完成了从"士礼"到"天子礼"的转向,儒臣们以新的理论为武器,对汉家祭祀进行了一次清理,力图在郊祀中植入儒家的天子观,凸显皇帝祭祀"公"的性质。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郊祀改革多有反复,最终完成于王莽之手,对后代王朝郊祀制度影响深远。

《郊祀歌》考论

《郊祀歌》的辞作者除汉武帝、司马相如、匡衡等之外，还应有汉宣帝。歌（曲）作者除李延年、邹子外，还有来源于民间的鼓舞乐。《郊》在排列顺序的内涵上极有深意，汉武帝时太一神的不断升格，“太一—天地—五帝”的宗教神学体系与阴阳五行说“一—阴阳—五行”形成对应关系，反映在《郊》中则映照着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宗教神学思想变革的过程。《日出入》在《郊祀歌》中扮演着主题转换的角色。

试论唐、宋郊祀声诗所呈现的时代特质

唐、宋两朝分处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和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之世,礼乐文化建设功勋卓越,留存的雅乐乐章数量甚繁,尤其是郊祀声诗,唐今存186首,约占唐代典礼乐章总数的44%;宋今存724首,约占宋代乐章总数的42%。主要用于郊天,祀地,封泰山,享明堂,祈谷,雩祀,祭五方帝,祀朝日夕月,祀风师、雨师,祭神州,禅社首,享先农、先蚕等大典。比较这些作品,时代特色鲜明可鉴。观体式:唐灵动活泼,宋整饬细密;论主题:唐重颂"天"(神),宋偏赞"人"(德);探技巧:唐喜抒情,宋好叙事。两朝的郊祀乐章声诗各具时代特质,呈现了"唐型文化"的奔放恢宏、华赡丰腴、激情外倾和"宋型文化"的精致细腻、敛约清癯、知性内省。

唐代郊祀制度初论

本文从唐代都把制度趋于完善化的社会政治、和乐及宗教环境入手，详细论述了部税制度在唐代的发展与创制及该制度在唐代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认为郊祝活动及其制度是唐代政治生活及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唐代社会生活的集中拍影，都把制度在唐代得到基本定形，对后世礼乐家享制度起了奠基作用。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西汉《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之比较研究

《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由于产生时代和祭歌性质的不同,在主旨、祀神态度、歌诗源流及其音乐特征呈现出较大差异的个性特征,由此可以窥见西汉祭祀诗歌的不同面貌。

理学视域中的礼说——程颐论郊祀宗祀与宗子法

程颐对郊祀宗祀的理解简洁明快,体现出了理学疑经惑传的特点。他对宗祀制的理解,一方面强调父子之亲,另一方面严守君臣之义,这一做法正与他对濮议的看法完全一致,而其协调父子、君臣二伦的办法即是立足于天理本体,超越忠、孝孰轻孰重的二元对立困境。他以郊祀为合食之祭,从而突出了祭始祖与宗子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祭祀为天性,从理论上说明礼乐之公共性,更是极大地彰显了祭祀之礼的普遍性,为宋代以降之庶民礼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最重要的意义则指向儒家公天下的一体政治理想之实现。

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

本文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

后稷神话与西周郊祀的起源

后稷是周人传说中发明农业的文化英雄,后稷神话体现了高禖崇拜、社稷崇拜、始祖崇拜等郊祀制度的基本类型。后稷的感生神话孕含了原始农业祭时代的高禖求子秘仪;姜嫄、后稷之得名与原始祭祀中的农业神话关联很深,成为社稷崇拜的对象;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至为密切,后稷又被尊为"天官"、"灵星"以配上帝;在武王伐商之后,后稷由周人庙祭的始祖而成为郊祀对象,与祖先仪式性的沟通成了国家宗教的中心。周人赋予后稷的诸多宗教功能用来证明王权来源之神圣性及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出土儒家文献中有简要的阐明。后稷神话与仪式已经孕含了后世国家祭祀礼仪的雏形。

论郊祀歌与儒家乐论的关系

从舜的时代“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到周代的天子们“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郊祀一直是相当重大的宗教祭祀活动。郊祀的功能有二:一是祈雨祈年,与农业人生息息相关,表达人类生存的祈愿。一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试论礼乐诗歌的多重情境——以宋代郊祀诗为范例

礼乐诗歌是雅乐乐章的组成部分,以描绘祭祀天地宗庙、朝觐盟会、阅武告捷、祈谷祷雨、敬老立学诸礼为主要内容,展示出礼乐相成的独特情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礼行乐奏的仪式情境;礼德乐和的诗歌情境;诗礼交融的审美情境。典礼仪式实践,其环境的选择、场景的构设,以及人物服饰、举止、语言、歌唱、舞蹈等因素构成一个综合展演的"仪式情境"。乐章应用于"仪式",是仪式情境的组成部分;描绘典礼的诗歌,又以仪式情境为抒写对象,以特别的"礼""乐"意象,构建起礼德乐和的诗歌情境。"德"为礼之灵魂,"和"为乐之功能。"礼"是躯干,"乐"即精气。有躯干可以站立,通精气才有生命。礼乐配合中,"乐"的"流走"把"礼""贯穿"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当诗人用"诗"再现这一"有机体"时,便创设了诗、乐、礼浑然一体的审美情境。

司马相如与汉代郊祀歌诗写作关系新论

虽然司马相如是否曾经参与过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难以确考,但其对于汉郊祀歌诗的创作意义重大。相如所作《封禅文》及其他赋文,首次在文学创作上呼应了思想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一说,深合武帝心意,由此确立了郊祀歌诗创作的思想基础;其赋文以铺陈祥瑞、描写神人同游来体现"天人感应"的写作方法,亦为汉郊祀歌诗所继承。司马相如的赋文对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和示范意义,因而班固在《汉书》中屡次指称相如为汉郊祀歌诗制作的首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