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

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唐代郊祀制度初论

本文从唐代都把制度趋于完善化的社会政治、和乐及宗教环境入手，详细论述了部税制度在唐代的发展与创制及该制度在唐代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认为郊祝活动及其制度是唐代政治生活及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唐代社会生活的集中拍影，都把制度在唐代得到基本定形，对后世礼乐家享制度起了奠基作用。

东汉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

文章以"体"与"制"为理论框架,考察东汉光武帝刘秀一朝的郊祀活动和郊祀制度的建设。认为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东晋郊祀制度研究

本研究尝试以"体"与"制"为框架,借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解读东晋的郊祀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以师古、适用为原则,既有依王学的改造,也有对郑学的择从。不断地清除淫祠杂祀"小传统",向礼经"大传统"回归,其理性化、工具化的倾向突出。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郊祀制度

郊祀是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核心,从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元明清,郊祀制度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汉武帝时期的郊祀制度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其祭祀主要是在神仙说、阴阳五行学说和儒家学说的倡导下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主要的郊祀活动有八次,包括对泰一神、五帝以及山川、日、月诸神的祭祀。通过这一系列的郊祀活动,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的建设也初步完成。

汉—唐郊祀制度沿革及郊祀歌辞研究

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汉武帝“甘泉卤簿”有无“黄门鼓吹”考——基于政治文化及制度史的考察

“黄门鼓吹”作为朝廷礼制中的重要部分,其在武帝朝的确立体现出一种新的礼制建构及政治权力观念,也反映了西汉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演进历程。本文从制度史维度,爬梳“甘泉卤簿”所涉车舆制度、服色制度、郊祀制度的变革情况,围绕改制时间、要素、理念、历程,讨论汉武帝朝与“黄门鼓吹”“甘泉卤簿”三者交集的前提条件与必然性,认为“黄门鼓吹”是汉武帝利用“甘泉卤簿”宣扬改制理念,展示集权建制成果的礼仪之器、必备之物,在汉武帝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帝国权力的神圣化:试论西汉南北郊制度的确立

南北郊制度确立于西汉末年,是帝国权力与其时历史心性共谋的产物。其确立的过程,既反映了政治局面和统治观念的变化,也反映了历史记忆对人们神圣论证的影响。制度的定型既意味着郡县制大一统深入人心,也意味“德政”成为帝国自证受命于天的唯一渠道。其影响波及乡野,地方神圣空间是对南北郊模式的复写,而其中的神明无非是德行的产物。

论郊祀与唐代儒学宗教化倾向的加深

本文通过对唐代郊祀活动中祭祀主神的家族体系特征及其至上神的确立;《开元礼》祭祀法典特征和对郊祀活动的行为及思想观念的研究,认为唐代是儒学宗教化倾向进一步加深的关键阶段,天命论和不可知论的广泛存在是其基础。

西漢末年的“皇天上帝泰一”

《汉书．郊祀志》载王莽於平帝元始五年（5）定立“元始仪”，确立南郊郊祀制度。“元始仪”祭天、地於长安南北郊，并据《周礼》“分君神以类相从为五部”之语，於长安四郊分立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