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礼乐诗歌的多重情境——以宋代郊祀诗为范例

礼乐诗歌是雅乐乐章的组成部分,以描绘祭祀天地宗庙、朝觐盟会、阅武告捷、祈谷祷雨、敬老立学诸礼为主要内容,展示出礼乐相成的独特情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礼行乐奏的仪式情境;礼德乐和的诗歌情境;诗礼交融的审美情境。典礼仪式实践,其环境的选择、场景的构设,以及人物服饰、举止、语言、歌唱、舞蹈等因素构成一个综合展演的"仪式情境"。乐章应用于"仪式",是仪式情境的组成部分;描绘典礼的诗歌,又以仪式情境为抒写对象,以特别的"礼""乐"意象,构建起礼德乐和的诗歌情境。"德"为礼之灵魂,"和"为乐之功能。"礼"是躯干,"乐"即精气。有躯干可以站立,通精气才有生命。礼乐配合中,"乐"的"流走"把"礼""贯穿"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当诗人用"诗"再现这一"有机体"时,便创设了诗、乐、礼浑然一体的审美情境。

周汉郊祀观念及郊祀诗书写比较

郊祀诗是极为重要的国家仪式用诗。周汉郊祀诗是有记载的早期较成体系的郊祀用诗,汉诗对周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祭祀对象上,周郊祀诗往往以周先祖配祭天帝,汉郊祀诗则将上古五帝与天帝同祭;在祭祀目的上,周郊祀诗多祈求农业丰收,汉郊祀诗除了祈求国家强大、农业丰收之外,还特别通过描写祥瑞来歌颂汉朝统治的符合天意。在郊祀诗的书写上,周诗多自然书写,汉诗往往运用丰富的意象;周诗确立了四言体的郊祀诗体例,汉诗又增加了三言体的创作体例。作为早期的郊祀诗,二者共同开启了后代郊祀诗的写作传统。

试论唐、宋郊祀声诗所呈现的时代特质

唐、宋两朝分处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和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之世,礼乐文化建设功勋卓越,留存的雅乐乐章数量甚繁,尤其是郊祀声诗,唐今存186首,约占唐代典礼乐章总数的44%;宋今存724首,约占宋代乐章总数的42%。主要用于郊天,祀地,封泰山,享明堂,祈谷,雩祀,祭五方帝,祀朝日夕月,祀风师、雨师,祭神州,禅社首,享先农、先蚕等大典。比较这些作品,时代特色鲜明可鉴。观体式:唐灵动活泼,宋整饬细密;论主题:唐重颂"天"(神),宋偏赞"人"(德);探技巧:唐喜抒情,宋好叙事。两朝的郊祀乐章声诗各具时代特质,呈现了"唐型文化"的奔放恢宏、华赡丰腴、激情外倾和"宋型文化"的精致细腻、敛约清癯、知性内省。

司马相如与汉代郊祀歌诗写作关系新论

虽然司马相如是否曾经参与过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难以确考,但其对于汉郊祀歌诗的创作意义重大。相如所作《封禅文》及其他赋文,首次在文学创作上呼应了思想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一说,深合武帝心意,由此确立了郊祀歌诗创作的思想基础;其赋文以铺陈祥瑞、描写神人同游来体现"天人感应"的写作方法,亦为汉郊祀歌诗所继承。司马相如的赋文对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和示范意义,因而班固在《汉书》中屡次指称相如为汉郊祀歌诗制作的首功之臣。

汉《郊祀歌·天马》与祥瑞观念、神仙思想

汉《郊祀歌·天马》把互不相干的两首诗组成完整的一章,不是由于艺术的原因,而是出于一种神秘的宗教观念,即祥瑞观念:天马的出现被看作国祚兴盛、天下太平和得道成仙、与神仙同游这两个方面的吉兆,作为汉武帝统治合乎天意的证明,其政治功利性十分明显。而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恰恰体现了汉武帝"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