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尚书省右司郎官考》考补——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中心

张忱石先生《唐尚书省右司郎官考》是研究唐代文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然唐代文献浩如烟海,郎官人物数目众多,新出石刻层出不穷,因此该书在资料的搜集上也偶有疏失,有些新出石刻文献也因成书时间的关系未曾寓目。文章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对其略作考补,以期使其书更加完备。

唐代郎官制度与文学创作

郎官最早始于先秦时期,到隋代逐渐发展壮大,唐承隋制,并将其不断完善。唐代统治者重视郎官群体在朝堂上发挥的政治职能,其政治活动不但对国家政局有稳定作用,而且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且紧密的联系。这一群体不仅影响了唐代士人的仕途取向,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尤其是文本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補考》《唐尚書省右司郎官考》辨訂

張忱石先生《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補考》(附《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補考》)在清人搜輯史料基礎上,增補唐代歷任左司郎官776人次、三院御史99人次;《唐尚書省右司郎官考》究索各類文獻,鈎沉排比右司郎官名簿,輯考郎官2152人次。兩部著述用力精深,對唐代郎官資料搜討整理居功至偉。二書所存瑕隙,亦有待訂補,可考知立目失當45例,郎官人名、事迹誤失24例(含御史1例),任職編次失序26例,引證資料訛奪18例。二書已檢用資料中仍略有失1,可據以增立郎官名目8人次、增補任職書證17則。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诸郎名称与其给事的官职日趋固定化。"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在沿着上述两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和东汉的三署郎补吏制度无疑起着加速剂的作用。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郎官完成了这两种趋势的演变。隋唐以降,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外朝化与平民化是中国古代"近官"外朝化与平民化的典型个案。

郎官制度与汉代儒学

郎官系统是战国秦汉间发展起来的一支庞大的近侍官僚系统,在大一统郡县制确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兴至武帝时期,内外朝格局渐分,作为近侍官僚系统,其职能得到了质的提升和扩展。在武帝以内御外的政治格局中,不仅参与机枢,议决朝政,更承担起构建帝国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任务。他们对汉代儒学的独尊、不断统合、扩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

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本文经考证认定,陪葬坑出土的群俑,并非像现在认定的那样是"兵马俑"、"军阵"或者"宿卫军",而是唯始皇帝方能拥有、方能动用的近臣侍卫系统,即"郎系统"真人真马真车及其装备的复制。整个场面呈现的,是始皇帝出入或即将举行礼仪盛典时基本范式的生动写照,而非所谓"兵强马壮的秦国军队的形象记录"。"郎系统"作为一种建制或体制力量,意味着秦人贵族血缘亲属关系的超稳定结构及其更为古老的史前渔猎传统,关乎秦国家机器的运作,关乎秦国之兴与秦朝之亡。

杜牧的郎官经历与其诗文创作

晚唐诗人杜牧曾五次担任郎官,这在唐代诗坛是绝无仅有的。唐代诗人担任郎官现象比较突出,但多数人在郎官任上得到提拔,而杜牧十年之间从膳部员外郎到吏部员外郎,职级不动。杜牧的职官角色在郎官与刺史之间转变,五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宦海生涯对他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早期的壮志情怀逐渐转变为看淡仕途,甚至生发出退隐的思想。与此相应,其诗文创作的体裁与题材都有明显的变化,反映了他的真实心态。

“郎官湖”与安南旅寓士人黎萴

元代,湖广行省汉阳府城南“大别山”之麓的″郎官湖″,是“鄂、汉”地区“标志”性的名胜,由唐朝诗人李白命名。邻湖的“凤栖别墅”,住着缘战争北迁的文学“巨擘”安南人黎萴。在他“旅居”生活的50余年里,就在这有着纪念意义的地方,撰写了垂名于世的《安南志略》一书,修复了岸边的“太白祠”,并乘北上觐见皇帝和宾客光临之际征求留题诗文,从而留下了“外籍”人士在中国的一段佳话。入明以后,黎氏子裔“突然”消失。而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郎官湖”,仍然吸引着朱氏文士的到访和缅怀。

西汉的郎官及其在治理西域中的作用

郎官本为宫廷近侍,“掌宫廷殿掖门户”。西汉政权为巩固皇权,加强对各级官吏的控制,因袭秦制,进一步发展了郎官制度,大大扩充郎官人数,建立起庞大的郎官体系。郎官的职能也扩大到“论议”、“宾赞受事”、“执兵送从”等,许多郎官还往来于周边民族之间,直接参与处理边疆军政大事,对西汉政府维护和加强边疆地区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本文拟就西汉的郎官制度及其在统一、治理西域中的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汉乐府中“郎官”问题考论

汉乐府涉及到的若干官职名称中,郎官即为其一。联系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的一般仕历,考察郎官制度的沿革及郎官的选拔途径,可以考见汉人热衷于郎官的原因,也就能够认识到汉乐府虽然是民间歌谣,但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其中所涉的官职与汉代的官制相合。

“旧时皇家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古代郎官之平民化述论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 ,即郎官之外朝化 ;“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 ,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之外朝化引起并加速了郎官之平民化。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 ,郎官完成了平民化之演变。隋唐以降 ,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 ;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 ,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 ,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 ,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平民化是中国古代官称平民化的一个典型个案。

《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

《郎官石柱题名考》是清人赵钺、劳格撰写的一部学术巨著。其的搜集之完备与考订之精审，向为后代学者所赞叹。然近代以来，地下材料出土甚多，可以补充与订正该书的阙误。

王维任职郎官期间的思想轨迹与诗文创作

自天宝五载(746)首次由侍御史迁任库部员外郎,到天宝十四载(755)由文部郎中转给事中,王维有近十年在长安担任郎官的经历。与唐代其他郎官的仕宦经历不同的是,王维一直在尚书省任职,既没有离开过京城,也没有郎官与刺史的职务互迁,这就使得他在郎官期间的诗文创作呈现出持续和稳定的特征。由于王维任职郎官时“安史之乱”尚未爆发,没有牵涉“安史之乱”的陷官、任伪职以及“安史之乱”结束后由此引发的降级处罚及朝野评议,故此阶段王维的思想以平和为主,尚无显露消极颓废的一面。王维郎官期间的作品以应制诗和交往诗为主,其应制诗描绘的盛唐气象及政治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盛唐时期国力的强盛与社会的安定,堪称盛唐气象的艺术再现。其交往诗艺术手法的创新,开启了唐代京城僚阁诗歌唱和交往的新篇章,尤其是在送人从军诗中着力展现出的积极豪迈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从容的理想信念,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郎官与东汉学术及文章

郎官的文士化,使其在东汉的学术活动及文学创作上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主要表现为校书东观,整齐故事;侍讲禁中,师傅皇子;应诏作赋,颂美汉室等几个方面。郎官们的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东汉学术及文学的发展。

东汉“郎官”考辨

近些年学界关于秦汉郎官制度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如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等，这些著作对秦汉制度的研究者昕艮深入，但同时这些研究中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对东汉官制独特陛的关注。

张九龄任职郎官期间的心态与创作

盛唐诗人张九龄曾在开元七年到十年间在长安担任郎官,这段郎官生涯是他一生仕途中较为平稳的时期,对他在开元诗坛宗主地位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自张九龄奉诏入京任左补阙,短短数年之间职务多次得到提升,先后担任礼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太常少卿等。加上他得到宰相张说以及唐玄宗的支持,建功立业与报恩明主的思想占据主导,同时坚守不屈己、不阿私,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精神。在诗文创作上,此期的作品不算突出,数量也不算多,但他在奉和应制诗及山水纪行诗方面颇有革新,在这两种题材的创作中融入了对时局和人生的思考,对盛唐诗坛影响较大。

汉代的少年郎官

少年郎官作为汉代官僚系统中特殊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于汉代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在汉代大倡儒学和重视对官员进行优抚的背景下,或以察举、考试入仕,或因父子、外戚为郎,出入禁中,参机要政,入可升迁高级官吏,出可调任地方守令,而且很多人日后成为左右汉代历史命运的权臣。少年郎官以其特殊的禀赋资质,影响着汉代历史的发展,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唐代郎官的兼任与迁转形态考论

唐代郎官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六司的郎中与员外郎的合称,是中央政府中一批非常重要的中层文官。郎官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过渡性,即唐代郎官在郎位上的时间普遍都不长,很快就要迁转到其他部门任职,这种迁转往往是职务晋升。与此相随的是,郎官在本职郎位上有时还要兼任一些其他的事务,较为常见的主要有知制诰、史馆编撰,这种现象在唐代中后期尤其突出,中唐很多著名的郎官都有这种职务兼任的情况,反映了郎官在朝廷中的重视程度。郎官迁转的主要途径是六部二十六司互迁、其他中央行政机构互迁及外放为刺史、司马等职务的。大致而言,唐代郎官在兼任和迁转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职务的晋升,是他们由中层文官向高级文官进发的一个重要渠道。没有担任过郎官职务的文官,在仕途上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从郎官的兼任和迁转可以得出唐代中层文官的晋升规律和生存状态,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唐代官职。

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

唐代士人群体对担任三省六部二十六司的郎官有着极高的认同,这种认同源自唐代郎官群体的自我意识,才具之美、位近赤墀、迁转要津,是唐代士人群体对郎官的职位认同,也是士人群体珍重郎官职位的重要原因。因为对才具之美的重视,唐代郎官这一群体对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