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学”与“东方画系”——郑人岱忆祖父郑午昌

郑午昌编著之《中国画学全史》成书于1929治痧救发神功年放年,乃20世纪初年中国画学通史之代表作品。蔡元培先生称为“中国画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黄宾虹则誉之为“度世之金针,迷津之宝筏,无以逾此”。郑午昌之自序日:“世界之画系二,日东方画系,日西洋画系……故言西画史者,推意大利为母邦;言东画史者,以中国为祖地,此我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之地位也。”

郑午昌《中国美术史》研究

郑午昌《中国美术史》是继《中国画学全史》之后撰写的又一部重要的美术史著作。本文从历史观、体例特征和美术形式的选择三个角度,对《中国美术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了解郑午昌治中国美术史的思路和特征。

郑午昌《顶湖感旧图》——陆丹林与韩逸冰情殇掌故考实

疏文征志掌故、藉图证史、知人论世实古典文史会通义例。类辑心裁郑午昌为陆丹林作《顶湖感旧图》卷专题原始文献,驳正郑逸梅、陈左高诸人对陆丹林、韩(韦)逸冰(韦心丹)情殇之误读,冀考实民国沪上社会文苑雅题,俾历史生命真相复原鲜活,或寓艺术创造思维、观念、品藻、鉴藏情境以现实观照价值。

汉文正楷印书局与画家郑午昌

1932年,上海印刷业界出现了一家由国人创办的,被众多爱国人士褒扬备至,赞誉为“我国印刷工具之新发明,现代文化事业之大革命”的制造汉文正楷活字的印书局——汉文正楷印书局。它的总局设在山东路,毗邻被称为“报馆街”的河南路棋盘街和被称为“书店街”的福州路,印刷厂设在杨树浦华盛路(今杨浦区许昌路)三益里。其主要业务是出售汉文正楷铅字和汉文铸字铜模。由于汉文正楷字模制造这一民族工业的诞生,进一步改变和动摇了外国资本家在这个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因而极大鼓舞了有识之士的奋进激情,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也题词:“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对印书局表示祝贺和颂扬。

以中国画为阵地的文化救亡事业——论郑午昌的现代知识分子属性

本文使用郑午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于民国期刊的相关有价值的著述,希望能够在郑午昌的研究中打开更多元的面向,进而能在20世纪的美术史中找到更宽广的研究理路。本文以郑午昌如何以画学重建民族历史记忆,如何提倡发挥个性的创作欲求,以及如何让画家职业阶层成为社会核心力量的一部分为观察点,由此窥见个体在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显示出的复杂性。

郑午昌对推动中国画发展的时代担当

一、理性地坚守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坚船利炮和强势的文化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转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一股西学东渐之风迅猛吹入。郑午昌便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活跃于上海画坛。

国画复兴与民族主义话语实践——以郑午昌的画学实践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郑午昌的画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心,考察上海国画复兴运动中的新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通过话语分析发现,郑氏关于国画复兴的话语与国民党官方所宣传的民族主义话语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他的理论表述也使国画复兴的话语成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既表明了郑午昌对于国民党宣扬"固有文化"的主观认同,也是民族命运危机时刻的时势使然。在实践的层面,通过把文人画重新"镶嵌"到了一个新的艺术机制和社会环境中,实现了国画"整个的向上"。

龙移:中国的现代主义与末代皇帝流亡朝廷的艺术

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后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定居天津。他在那里向自己昔日的英文教师庄士敦(ReginaldF.Johnston,1874—1938)送上了临别赠礼,其中包括一本前清宫廷旧藏的南京画家陈舒(活跃于约1649—约1687)的册页,外加一把附有题字的折扇。如今,这两件作品再次聚首,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图书馆收藏。庄士敦于1931年返回英国后便在该校教授中文。溥仪还为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intheForbiddenCity,1934)撰写了序文,并由宫廷书法家郑孝胥(1860—1938)抄录。这些艺术品与序文共同支撑了我们的研究,即探索中国现代主义时期溥仪流亡朝廷的鉴赏实践,包括溥仪使用的皇家收藏,以及他被日本塑造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1934—1945年在位)期间对这些礼物的挑选。本研究超越了溥仪与其宫廷遗老臣僚广为人知的关系网络,并揭示出溥仪与新进的年轻艺术家、出版商和艺术潮流引领者郑午昌(1894—1952)之间意想不到的联系,后者是水墨国画改革的领军人物。本研究重新揭示了郑午昌为《龙移图》(或《风异图》)这幅带有题跋的手卷做出的贡献。对于宫廷内部而言,该画纪念了民国时期溥仪出逃紫禁城的戏剧性场景。

罢教与中国画学立场——秦仲文家属访谈录

海派有个郑午昌,京派有个秦仲文。年龄相仿,功绩相似,均长山水与史论。郑午昌192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画学全史》,秦仲文1933年由立达书局出版《中国绘画学史》,论中国给畫學史说各有所长。他们作为史家都曾正视中西美术的交流,但又有明确的中国画学立场。不过,郑午昌20世纪30年代就旗帜鲜明地举着“东方画系”的旗子,守护着以“中国为祖地”的“东画史”的立场。

传统画学的现代表述——以郑午昌的美术思想为中心

郑午昌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先行者,由于其活动和著述的局限,常常被加以"保守"、"国粹"的标签。笔者希望通过对郑午昌的美术思想进行整体的研究,探讨其对传统画学的嫁接与重构,以及如何将朴学的方法应用于美术史研究中,进而发现其在中国艺术史学上主动汇通中西学说的一面,为传统画学的现代表述提供另一种观看角度。

郑午昌与近代中国画学

郑午昌(一八九四—一九五二)不仅是著名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更是阜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他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中国美术史进行了系统而独特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绘画理论和创作方面的论文。

张彦远、郑午昌、滕固美术史研究方法比较

唐代张彦远于大中元年(847)编撰的十卷本《历代名画记》,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它在集中六朝和唐代绘画评品、艺术思想的基础上,奠定了早期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直到清末,各种绘画史著作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均未超越此书,最先突破这种格局的是郑午昌、滕固在二、三十年代撰写的美术史著作,二人分别著有《中国美术史》,郑午昌另有《中国画学全史》、滕固还有《唐宋绘画史》和《中国美术小史》等问世,他们吸取了前人和外来文化后,各有所成。可以说,从张彦远到郑、滕,是古代到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迈出的两大步,比较前后两步的得失,有助于当今美术史界开拓新的思路和探寻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向纵深掘进。

评现代名家与大家·续——郑午昌、姚茫父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颜惠庆当过民国的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但后来名气并不大,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其实颜惠庆经历非同寻常,他是清末同文馆毕业,曾留学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回国后任外交部总长、内务总长等。按道理,他的名气应该和蒋介石差不多,但实际上却差得太多。就因为他在任内没有做出改变历史的大事。历史是经历的记载。

流利洒脱 淡古为宗——读郑午昌先生的书法

清末以降，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和全国一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战乱频仍，景象萧条。然而，在这长夜难眠最不宜学术生长的年代，申城却活跃着一群热血沸腾的书画艺术家，他们为了寻找精神食粮和心灵的港湾，燃起艺术火炬，迈着坚实的脚步在黑暗中有序地前进着。自一九二九年起，相继成立“蜜蜂画社”、“中国画会”、“寒之友社”等书画艺术团体。编印画集、画报、月刊。举行学术讲座，举办、代办各类书画展览，有声有色，广泽四方。他们还以“鹿胎仙馆”、“梅景书屋”、

世界艺术研究和中国艺术史学

世界艺术的观念源于全球史,乃是19世纪欧洲的知识成果。20世纪初,全球史的观念引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的"新史学革命"。处于这一史学革命前列的艺术学者,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进化史观,意识到只有将中国艺术史置于世界艺术的语境之中,才会真正获有意义。整体来看,所谓的"绘画史"并没有提供中国艺术文献的全幅图景,这些历史实际上呈现了中国艺术论著最主要的形态,尤其是和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鉴赏和艺术收藏相比之时。如果我们将世界艺术研究视为全球史这一旧观念的新形式,那么我在本文中强调的是,中国史学在艺术上的得与失都是非常显豁的。

少卿笔呈『吕家样』 吕少卿人物画的样式与格调

少卿弟在艺术界似乎多以学者身份见著,殊不知他原本乃为绘画专业出身。的确,从事绘画专业而复能获得很高的学术成就者寡也。从现代画史上讲,真正做到的大约只有黄宾虹和傅抱石二人,远一点讲,郑午昌亦可算在内。其余则不足论也。我讲这一点,是对一些成见加以责难,并觉得现在人们对少卿的绘画成就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势壮境阔 笔健墨妙——观阮荣春教授的国画作品

在中国绘画理论史上,不少绘画史论家都是知名画家,或者说不少著名画家兼做绘画品评及绘画史与绘画理论的研究,如汉魏六朝时的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唐宋间的张彦远、朱景玄、郭熙、米芾、郭若虚等人。他们于绘画或书法(如张彦远)创作的同时,兼做绘画史论研究,这是中国绘画史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民国时期著述中国绘画史论的陈师曾、黄宾虹、俞剑华、潘天寿、郑午昌、傅抱石等人,也都从事中国画的创作。

情满艺苑 桃李芳菲——祝贺谢海燕教授从事艺术教育六十周年

年近八旬的谢海燕教授皓首银发,温文尔雅,一派典型的学者风度。他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从事艺术教育和美术创作已有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来,他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用全部心血和汗水为培养艺术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我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我的艺术生涯——青年时代(续)

我离开书局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任教职,是从1935年夏开始的.刘海粟校长第二次从欧洲回来,便与郑午昌先生商量,把我调上海美专主持教务工作,协助他把学校进行一番整顿.旧社会排资论辈意识很浓,他怕我年轻,一露锋芒,可能遭受嫉妒,给工作带来阻力.故名义上自兼教务主任,由我全权襄理,代行一切职务,放手进行教学改革.未满一学期,他见我兢兢业业,胜任愉快,受到师生员工的尊重和信赖,十二月,《海粟油画》第二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为《画集》所写的序文,一般评论反映尚好.便提早宣布由我担任教务主任.那年我才25岁.

不倦的园丁谢海燕

忘却崎岖路转宽,漫将得失佐霞餐。普陀夜雨回声壮,喜有贞心忆岁寒。这是一位忘年交赠我的诗,可以用来概括我与谢海燕先生的友情。朋友可贵的是长处的互相吸收,而不是缺陷的互相原谅。道德、时光、争论,每天都在考验着友情。不是每个人都经得起三重试炼。友情是人生重要的能源之一,是社会关系的缩影。中国人一向歌颂雪中送炭,鄙薄锦上添花,憎恨落井下石,堪称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