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家仪》研究

作为"义门"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浦江县郑氏家族在同居共爨三百余年的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家训家风。而作为民间家礼文献的圭臬,该家族的《郑氏家仪》在家族秩序维护和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氏家仪》的编撰者郑泳承袭了张载、司马光和朱熹关于家礼的核心思想,秉持"礼烦则敬"的原则,借鉴《朱子家礼》的大部分内容,把儒家的"孝悌"思想贯穿于礼仪的各个环节。相较于《朱子家礼》,《郑氏家仪》适用于更加广泛的士庶社会,这不仅加速了儒家伦理世俗化的进程,将民间传统家礼发展到一个民间与官方双向互动的历史阶段,改变了《朱子家礼》产生以来单一的国礼自上而下对民间家庭仪制的影响,官僚士大夫通过自身礼教的方式得以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

浦江郑氏家族对朱子《家礼》改编与实践——以《郑氏家仪》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家礼》是南宋以降影响较大的一部世俗社会应用性的仪礼规范,对后世宗族礼仪的制定和祖宗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浦江郑氏作为实践《家礼》的典范,其治家理念以朱子《家礼》中的礼仪思想为基础,坚持以礼治家,不拘泥于礼文,以“行胜于文”的理念改编朱子《家礼》,顺乎人情,作《郑氏家仪》,使得浦江郑氏家族延续数百年而经久不衰。在祠堂建设方面,浦江郑氏同居共爨数十代,祠堂之制若一遵朱子《家礼》“四世之序”和“自西向东之制”,会导致难以分宗祭祀,于是郑泳因时损益将高祖置于曾祖之右,以中为上,满四世而祧。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