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郑继之墓志释文校补

《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刊出明郑继之墓志的拓片及录文,为历史、语言文字、书法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材料。由于该志部分文字泐蚀较严重,异体、俗讹等文字现象突出,原释文留有较多可识而未释之字,加之文字误释、缺脱等问题,还未标点,因此很不便于利用。有必要对照墓志拓本重新释读标点,以利该项材料科学使用。

明吏部尚书郑继之墓志释文校考

新出土的明代郑继之墓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辨读和校释,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但其辨读和校释存在较多的错误,一是对拓文中的个别文字辨认有误,二是断句不当,导致难以读通,影响了该墓志的文献价值。本文对其中较为严重的错误进行考辨,尽可能准确地辨识、点断拓文。

郑道昭“无迹论”:话语建构及真实的书圣意义

从40余件四山刻石全部被视作郑道昭亲笔所为的书迹,到只有30余件,乃至于10余件被认为是郑道昭笔迹的论争之中走出来,笔者以为其实并没有一件作品是郑道昭亲笔书写的,这种现象可称作“无迹论”。那么,没有真迹的主持者郑道昭是否还具有“书圣”的意义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通过书刊行为,其将一座座山峦改变本来的意义(图1~图4),反而凸显出郑道昭真实的作用。这是可以对应现当代艺术之中的“大地艺术”“观念艺术”的思想层面创作判断。同时,这又是别于西方艺术纯粹的视觉张力的中国式的艺术方式。在此意义上,郑道昭创造了一种书法的新样式、新方法,也作出了对于书法史的真实变革。就此而言,对他的“北方书圣”判断才是恰当的。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解读隋初郑、苏乐调音阶对应

隋初朝廷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音阶的对应,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深深地影响了我国一千四百多年来音乐发展的路线。郑氏所采用的音阶对应方式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将胡琵琶的定弦(以子、中弦,老、缠弦不计)调高(转动弦轴绞高)大二度变二者音阶的“三声不同”为“一声不同”,同时创立了八声音阶用于实践。这样,不仅融汇贯通了当时的中外音乐,而且也奠定了后世音乐发展的基础。问题是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虽然发现有这种调首音阶相差大二度的现象,但均未能注意到这是由定弦高低所带来的变化。因此,除了“之、为调式”概念之外,还应包括定弦变化的因素在内。而对于那时繁乱的乐调关系,从今天来看只要紧紧抓住这种今称之的“调号音”,就可以揭示其调式、调性运用的实质。总之,今天的音乐无一不是隋唐燕乐调之遗,形成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乐调运用与特殊韵味,成为我国今天非物质音乐文化的显著特点。

六部古汉语教材文选注释辨异--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

以经典篇目《郑伯克段于鄢》为例,就六部古汉语教材对该篇的词语注释展开系统性比较研究。在这六部教材中,有关该篇注释的共现词语有159个,其中,20个词语的释义差异较大,对这些词语的释义进行比较辨析,或作出取舍,或直陈己见。在这20个词语中,关于“贰”“贰于己”的释义未予采信,关于“雉”“百雉”的释义只是部分采信,其余16个词语的释义各本或同或异,则择善而从。通过这一微观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古汉语词义探究提供发现问题的线索,实际上也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路径。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札记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2中的“区区”当读作“䧢䧢”,形容郑邦人民心情不安,“君己”则理解作“君记”或“君志”,与典籍的“帝籍”相当。简10中的“忍”当读作“牣”,“志”则如字读,指心智,而非志向。简16的“付孙”可读作“付选”,指“付授”而言的。简17—18的“畜孤而作”当读作“督孤而助”,即言督察郑庄公且辅助之。

和郑万钧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今年6月24日是郑万钧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谨以此文纪念。我在2008年就写了这篇文章,言犹未尽。现再补充一些内容。郑老是中国著名的树木学家、植物分类学家和林学家。他的科学贡献是国际性的。他和胡先骕先生共同对王战先生在湖北利川采集到的疑似裸子植物新种,鉴定属于已经绝灭的化石属(Metasequoia),定名为M. glyptostroboides,即水杉,轰动了世界。郑老是中国植物志若干卷主编。他的科学贡献自有详细介绍。我这里只写我和他相处期间的一些感受。

推动郑州都市圈高质量协同发展

当前,郑州都市圈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心城市等级不高,各城市之间协同能力整体较弱,发展合力尚未形成。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郑州这个国家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多措并举提升都市圈协同发展水平。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郑汴一体化”“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促进郑州与毗邻城市形成组合型大都市区”等发展战略,郑州与周边的开封、许昌、新乡、焦作等城市之间的交流愈加紧密,区域协同性不断增强,以郑州为核心15分钟生活圈、半小时核心圈、1小时都市圈和一个半小时辐射圈正在快速形成,2023年10月,《郑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正式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从城镇化发展规律来看,郑州是一个年轻的城市,郑州都市圈是一个新兴的都市圈。着眼未来,如何发挥好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引领都市圈高质量协同发展,是推进河南新型城镇化建设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

“郑义门”千古家训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优秀家训文化是连接个人美德与社会伦理的枢纽,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此,梳理“郑义门”千古家训的思想主轴,并在此基础上发掘《郑氏规范》在新时代家庭教育中修身示范、持家崇礼、处世兼济的时代价值,进而可探寻“郑义门”立足个人、植根家庭、面向社会的家训文化与时代精神价值共契、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郑日新教授治疗鼻鼽经验拾遗

鼻鼽是耳鼻咽喉科常见病、多发病,多表现为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涕等,具有阵发性、反复性。郑日新教授作为新安医学郑氏喉科嫡传后学,基于新安郑氏喉科流派学术思想,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治疗鼻鼽方面有其独特见解,认为其发病多与肺脾肾三脏虚损及外邪有关,提出“护元扶正”“养阴清肺”“益气健脾”治法。在选方用药上,肺肾虚寒者多用黄芪、党参、白术、附子;肺经伏热者加生地黄、牡丹皮、麦冬;肺脾气虚者多用茯苓、白术、陈皮、黄芪等,临床应用时随证加减,疗效显著。通过总结郑日新教授治疗鼻鼽的临床经验,并举验案,予以例证,为中医治疗鼻鼽提供新的思路。

钱学评议的两条路径——比较郑朝宗与王水照

不是所有前贤的学殖在其身后,皆经得起晚学从“学业圈”→“学科界”→“学术史”逐层深入的专业评议。钱锺书的学思遗产绝对担当得起,倒是怕当世学术界是否有充分准备。钱学评议自1979年至今已45年,学术界从“学业圈”视角“感怀钱学从哪里来”就花了近十年(1979—1988),其标志是郑朝宗(厦门大学教授)领衔的“钱学热”;进而,学术界从“学科界”视角“考辨钱学做了什么”,作出宝贵贡献者是王水照(复旦大学教授),其标志是其1998年起草,2020年问世的中华书局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耗时20余年。钱氏的学术人生若从1933年发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算起(时23岁),至1998年逝世(时88岁),至少达65年,故如上“学业圈”“学科界”两条路径所开辟的钱学研究格局尚属可贵开端,更值得晚学去开拓的“学术史”这第三路径,拟是“追问钱学何谓高远”。

郑伯奇戏剧批评论纲

戏剧批评是郑伯奇文艺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人们对其关注的却不多。郑伯奇对左翼戏剧实务的贡献非常卓著,但是他长期专注于文学批评与电影批评,其戏剧批评成熟得相对较晚。郑伯奇的戏剧批评集中于对文学大众化的设想之中,在革新旧剧与校正国防戏剧理论方面尤为突出。郑伯奇的戏剧批评是其文艺批评体系的最后拼图,也是其文艺批评体系趋于成熟的一种标志。

新发现郑伯奇抗战时期集外文三篇

郑伯奇抗战时期在重庆撰写的《门外诗谈》《兵役宣传与戏剧》《最近文艺的趋向》三篇评论文字未被《郑伯奇文集》《郑伯奇研究资料》及其他论著提及、收录,是新发现的郑伯奇集外文。三篇长文既有从诗歌史的角度发表对抗战时期新诗、旧诗的看法,亦有从兵役戏剧这一特殊题材开展的戏剧批评,还有从雾季公演之盛绩总结抗战话剧成就,对抗战文艺趋向加以预测的提纲挈领之论。无论是从完善郑伯奇抗战时期的文献资料来看,还是针对丰富、深化郑伯奇抗战时期批评观念与思想内涵而言,新发现的三篇集外文皆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天津“大郑剪纸”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天津“大郑剪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为促进“大郑剪纸”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以传承和发展“大郑剪纸”艺术,提高天津旅游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通过调查、分析和实际案例研究,总结了“大郑剪纸”和旅游文创产品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介绍了“大郑剪纸”的价值以及其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和原则,总结得出其对天津地方文化传承和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民族聚居村落体育文化的发展研究——以大理州郑家庄为例

采用田野考察、文献分析等方法,对多民族聚居传统村落大理州郑家庄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适应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为代表的村落体育文化,经历了从传统意义上以强健体魄为主要目标的身体运动向“发展”意义上以融入村落“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民俗活动转变过程,在我国同类型的多民族聚居村落民俗体育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化—生态”的适应性研究中,村落体育文化面临着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意义化解构与弱化、文化生态变迁导致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传承的文化黯然、村落体育文化生态调适过程中的文化失范等困境。对此提出如下应对策略:突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文化认同;通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推进村落体育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重构村落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适应性。

“贵族共政”视野下的“郑伯克段于鄢”——以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为中心的考察

《左传》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事件与先秦“贵族共政”的政治传统和郑国的现实环境有关。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一文,不但反映了郑庄公继位之初郑国的朝堂局势和母权影响,而且还从深层次方面揭示了此后郑庄公试图挑战“贵族共政”的政治体制以加强君权的政治意图以及“克段”的缘由。庄公之母“武姜”作为母权代表,也参与到郑国初年君权斗争当中,此处的“母权”应当是“小宗”权力异化试图挑战国君的表现。

秦棫阳宫与周都西郑地望考

《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居“郑”,西周青铜器铭文也有“王在郑”的记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德公迁都雍城后居“大郑宫”,《说苑》载秦始皇“迁太后棫阳宫”。通过对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秦棫阳宫与周都西郑关系密切,地望相近,应同在秦雍城遗址附近,即今陕西凤翔一带;大郑宫和西郑应在凤翔雍城遗址附近的水沟周城遗址内,棫阳宫应在凤翔雍城遗址内。

《郑文公碑》临习指要

《郑文公碑》立于北魏永平四年(511),乃郑道昭为缅怀其父郑羲所立。此碑分为上碑与下碑两部分,皆以摩崖石刻形式呈现。位于山东省掖县云峰山上的《郑文公碑》有题刻:“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卌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此,将此处的《郑文公碑》称为下碑,相对地,将地处山东省平度县天柱山的另一处《郑文公碑》称为上碑。《郑文公碑》的上碑与下碑均为楷书,且书法风格相对一致,可推断出自一人手笔。

探究《郑伯克段于鄢》矛盾因缘

《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阋于墙,这背后既有兄长庄公的放纵姑息,母亲姜氏偏心袒护,共叔段的贪得无厌。探究《春秋》首篇《郑伯克段于鄢》背后矛盾的深层因缘,可见其背后礼崩乐坏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