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手段和90年代的修辞学

在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大花园中,同义手段说是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的。虽然它也曾招来了一些儿非议。 同义手段说是80年代修辞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推动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的重要理论依据。有人在国际汉藏语学会的年会上发言说,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导源于修辞观念的更新,而修辞观念的更新主要是同义手段说。80年代一大批修辞学论著还是同义手段说的产物。这话还是比较地符合于80年代的客观事实的。

起兴格在青海“花儿”中的妙用

起兴格在青海“花儿”中的妙用靳玉兰“起兴”好多人认为它是指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很少把它看作是一种修辞格。《唐·孔颖达疏》曰：“风、雅、颂三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形象思维和诗歌创作的重要表现方法。而郑远汉先生在《...

超常搭配的分布和功能

超常搭配是言语变异的手段,这种手段在言语交际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我们想先就超常搭配的结构分布和语体分布作一些调查,然后考察超常搭配的表达功能。一现代汉语中的句法结构到底有多少,诸家说法不一。我们以丁声树等先生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为据,举例说明超常搭配在五种基本句法结构中的分布情况。

“象征”浅析

一“象征”辞格 “象征”可不可作为一种修辞格,目前论者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杨鸿儒《修辞知识》列了“象征”一格。华中师范学院《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把借喻同象征进行了区分。吴士文《修辞讲话》专节论述了“象征”辞格。宋振华等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不但论述“象征”辞格的特点、类别,而且辨析了象征和借喻的区别。濮侃《辞格比较》区别了“象征”与比喻、双关的不同。这些都是把“象征”当作辞格来看待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象征”根本不能算作一种辞格。郑远汉在《辞格辨异》

澳门“语言风格与翻译写作国际研讨会”述要

澳门“语言风格与翻译写作国际研讨会”述要李熙宗“语言风格与翻译写作国际研讨会”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在澳门举行。参加会议的学者近３０人，分别来自中国内地、新加坡、日本、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提交论文共２６篇。会议集中地探讨了以下问题...

正名求实 拓地开荒

郑远汉同志《"比兴""象征"的归属问题》一文(见《修辞学习》创刊号)沿流溯源,对于我们搞清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起兴、象征究竟属于那门学科的问题,是很有益处的。郑远汉同志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象征’是否可分成艺术手法和辞格两种呢?或者不分做两种,统称作‘手法’,文艺学作艺术手法研究它,修辞学作修辞方法研究它?"这个问题很不简单,正如郑远汉同志在文章的开头时指出的那样它"涉及修辞学同文艺学的界限,涉及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

《修辞学习》1987年(总第23—28期)篇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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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言语风格的表现因素

一1·1 言语风格是人们言语活动中运用语言材料、非语言材料所形成的特点的综合,是通过对语言材料、非语言材料的选择、调遣所呈现出来的特殊的格调或氛围。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言语风格。不论何种风格,何类风格,都必然有它形成的原因,都必定有它的言语形式的特点作为标志。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言语风格的形成因素,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言语风格的表现因素。它们是两个处于同一平面,重属于言语风格的下位概念。在言语风格论中,建立这样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言语风格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拈连的结构和范围——兼谈拈连的辨识

拈连也作“粘连”,张弓编著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作“连物”,是一种修辞手段,最早见于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几十年来,这种修辞手段已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愈来愈为人们所熟悉。一种辞格的形成是以多种因素的条件为基础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谈谈立辞格和给辞格下定义应注意的问题——从比喻、比拟的定义说起

什么叫比喻,什么叫比拟,经过几十年来的专家研究已经形成了一致的定势的看法,似乎是无须争议的了。然而,只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一些权威性的教材、专著、工具书,对比喻和比拟下的定义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看我国修辞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修辞学专著——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

注释性的同位成分之间宜用破折号

人教版高三册《语文读本·长句的理解与运用》一文有这样的例句及解说：全国＂三八红旗手＂、＂模范军医＂吕世才的爱人潘荣文给少先队员介绍吕世才同志生前的模范事迹。从这个句子中人们看不出＂吕世才＂和＂潘荣文＂的性别,因此可以把＂全国‘三八红旗手’＂看成与＂模范军医＂并列作＂吕世才＂的复指成分,也可把它看成与＂‘模范军医’吕世才的爱人＂并列作＂潘荣文＂的复指成分。

张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张弓先生(1899—1983)是我国久负盛名的老一辈修辞学家。他在修辞研究方面的贡献仅次于陈望道先生。但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出版却早于陈望道先生六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他的《中国修辞学》是1926年华英书局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出版不久,刘大白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史家)即给它很高评价,说它“在一般号称中国修辞学的出版物中,没有能和它比并的”。

试论词的比拟义

汉语多义词的多个义项,从历时的角度加以区分,一股分为本义和派生义两大类。而派生义呢,一般又按照产生的方法,区分为比喻义和引申义两类。如“担子”,本来是“扁担和挂在两头的东西”,但又经常“比喻担负的责任”(本文所引的词和释义均据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不再说明),这后者便是比喻义,即词的比喻用法凝固下来所形成的意义。派生义中除去比喻义,剩下的就全都是引申义。

用实绩去迎接21世纪的到来——评冯广艺先生的《超常搭配》

世纪交替之际,修辞研究有两个趋向:一是从理论上或方法论上勾画新世纪修辞学的蓝图,一是用具体研究的实绩去开创修辞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欣赏“应该研究什么,不应该研究什么”或“应该怎样研究,不应该怎样研究”的“说了再做”的作法,我们更尊重“我研究的就是这”或“我就是这样研究的”的“做了再说”的作法.冯广艺先生倾向于后者.他继《变异修辞学》(1992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推出了修辞专著《超常搭配》(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超常搭配》一书仅10万字,作者构思、写作直到最后完稿花了近4年的时间.其间,阅读了100多万字的语料,做了上千张卡片,仅书中用例就有200多个.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部短小而颇有份量的专著.我们十分乐意将它介绍给同行和修辞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