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丽末郑道传的“排佛论”

作为高丽末朝鲜初期的朱子学者,郑道传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全方位、彻底地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不仅批评了佛教僧侣出家、乞食等行为,还从哲学高度上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从诸多方面辨析了儒家与佛教之不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三峰郑道传排佛的儒学

在韩国学者的著述中,一般多将郑道传和权近放到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中进行论述。这里,将郑道传和权近作为高丽末期的重要儒者进行论述。

浅析郑道传汉诗中的中国典故

郑道传经历了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两个时期,是朝鲜朝建立的功勋人物,后人称他为＂朝鲜王朝的设计者＂。郑道传曾几次来中国,对中国文学有着很深的了解,他留有《三峯集》,全部收录其汉诗著作。本文以诗集中收录的汉诗为研究对象,研究郑道传在汉诗创作中是如何活用了中国的经典故事,以及这些经典故事在汉诗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高丽末朝鲜初儒佛论争——以郑道传的排佛论为中心

本论文旨在检讨高丽末朝鲜初儒教和佛教间进行的思想论争,围绕当时政治社会变动的背景,集中分析了在朝鲜建国中作出贡献的具有代表性的儒学者郑道传的排佛论。他的排佛论以居敬和穷理为基础,具有体系性和客观性,更有为现实改革和朝鲜建国服务的功利性。在高丽末朝鲜初思想史上既有它的意义,也有思想局限性。

朝鲜初年经国典与大明律

高丽王朝于洪武十三年(辛禑六年,1380年)开始引进《大明律》,朝鲜创业君主李成桂(1392年)即位以后,也明令采用《大明律》,所引进的理念既可以补明代律学家之不足,也可以看到明律编纂的过程。朝鲜太祖三年(1394),由拥戴功臣郑道传等完成《朝鲜经国典》,与《大明律》一起成为朝鲜法律制度的核心,但最初的设计与引进,并不是立足于仿照明王朝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构建,而是基于安内攘外的政策,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内容。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

李氏朝鲜对明事大关系确立的历史考察

李氏朝鲜(1392—1910年)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历经27代君主共五百余年。1392年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的统治,在儒学的统治理念下建立了朝鲜王朝,并确立事大主义为基本国策,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一、李氏朝鲜的建国和封建中央集权的确立1388年,高丽禑王准备攻伐辽东,并派崔莹和李成桂出兵。李成桂带领的军队在威化岛遭遇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