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常州文人对郑鄤案的论述剖析

郑鄤,常州武进人,明代天启二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是崇祯朝两大冤案的受害者之一。由于案情扑朔迷离,郑鄤案成为当时常武地区的一个热门话题。清乾隆年间,乡人汤修业首起为郑鄤之狱辩护,掀起了常州人再论郑鄤案件的序幕。随后又有赵怀玉、董士锡、陆继辂、庄毓鋐等人参与,这类论述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钱名山和唐玉虬。分析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常州文人在还原郑鄤案真相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地人研究本地先朝人物,既是地方文化研究的内涵之一,亦是热爱桑梓之邦的一种情结。

明末士人对苏轼的追摹式书写 ——以武进郑鄤为中心

与明代前中期相比,明末士人的师法对象与创作情怀产生了较大变化,围绕苏轼产生的追摹式书写在明末士人文集中屡见不鲜。就武进郑鄤而言,苏轼及其衍生的丰富文化意义能够较高程度地与其精神需求、审美理念相呼应,又在人生体验的一致性上与其合拍。落实到具体创作环境中,追摹式书写的产生场合是丰富多样的,包括感时、悼亡、题咏、纪游、教习、切磋、送赠、劝慰、练笔、戏作等。通过摹神写意、次韵追和、借语用典等具体方式,创作主体能够较快地进入写作状态,且具有“取法乎上”的优势。但追摹式书写亦有其不足,过度模拟则易流于僵化雷同。通过分析明末士人围绕苏轼进行的追摹式书写,能够为明代苏轼接受研究提供新的样本。

党争与乡评旋涡中的江南缙绅——明末郑鄤案考论

明末士人郑鄤因被控"惑父披剃""左道迫父杖母""奸媳""烝妹"四项罪名而罹难,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可发现,其被控罪名并不成立,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关于郑鄤案的记载讹误颇多。郑鄤之所以罹祸,其主要原因是郑鄤缺乏政治经验,陷入党争和政争的旋涡。郑鄤在乡诸多不法行径及狂傲的性格,导致其乡评极差,即使在东林内部,对其指责者亦颇多。明思宗刚愎自用的性格、反感党争的心态,以及有意借此案抑制黄道周、打击士大夫清议朝政的行为,则是促成郑鄤磔刑案的关键因素,四项罪名只是借口而已。

新見明末鄭鄤戲曲題記七則箋釋

明末鄭鄤《峚陽草堂文集》存有七則戲曲題記,其中五則是爲當時盛行的四種名劇而作,兩則爲其所編戲曲選本而作,涉及晚明戲曲史的一些重要問題。鄭鄤認爲元曲雖用以取士,但傳世者多是政治上不得意之人的創作;指出《牡丹亭》在政治上的隱喻性,是湯顯祖"自比佳人"的自喻之作;强調《琵琶記》是借蔡伯喈的遭遇,揭露古代文人身上常見的仕途悲劇;指出《祝髮記》與《琵琶記》的關係,既無後者的關目缺憾,又合乎後者倡導的關乎風化。這些内容豐富了晚明的戲曲批評文獻。此外,題記還提供了"張長君善本"《西厢記》與蓮池師改本《琵琶記》的版本信息。

晚明八股文选家与名家郑鄤刍议

郑鄤,明代常州府武进县横林人,天启二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以擅长制艺而闻名当世。郑鄤个人创作的八股文仅留存一篇,他选编他人的八股文集也大多散佚,留存的仅是这些选本的序言。所以,从明末至清,及至民国,论及八股文者极少有人提到郑鄤。直至近年,现代学者研究八股文的专著中,逐渐写到郑鄤与八股文的关系。在广泛深入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郑鄤作为八股文选家和名家进行多方位的考述。一方面是对郑鄤作为八股文选家和名家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晚明八股文研究的拾遗补缺。

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鄤父子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纠缠于朋党之争,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籍,南宋的伪学逆党等,便是其荦荦大者。明代也不例外,官僚们拉帮结派,互相攻讦,门户之争充斥于政坛。到了万历时代,愈演愈烈,围绕权与利的争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出现了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

黄道周 一个总是“自寻死路”的人

自寻死路,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作死"。明朝末年,就有这么一个"花样作死"的漳浦人——黄道周。他才华横溢,却因屡次直言犯上,被贬了又贬,还被皇帝怒斥:"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他是个文官,没有死于谏,却在明朝灭亡后,募集了数千人,以必死的决心抗击清兵。被俘后,清廷派洪承畴劝降,可他宁可绝食也不偷生,最终被砍了头。任气节而不顾利害,这"作死"法,也够轰轰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