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扫通向中国的道路”——郝大维和安乐哲的中西比较文化方法论试探

本文以美国学者郝大维和安乐哲合作撰写的"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为中心,对其比较文化方法论作出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文章首先将郝、安心目中若干亟需"清扫"的障碍归为四类并予以概要的阐述与诠释,然后对其"新实用主义"之文化比较观进行了内涵归纳,又在中西两种不同"问题框架"的相互对照下,对郝大维、安乐哲所谓中西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以及"语境化方式"的独特蕴涵均予以细致的分疏与论析。结论指出,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化的内部出现了试图弥补或联接思辨与现实、理性与感性或本体与表象之"本体论鸿沟"的强烈倾向并涌现了一系列新的思潮,郝、安的方法论,无疑受到了这些新思潮的感染,但同时他们又怀疑来自西方自身的"救治"是否真的有效,故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诠解,一方面固然表现出对于后现代思潮的汲取与利用,另一方面从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借鉴,却又能够看到其寄希望于东方来救治西方传统之"超越性偏至"的"期待"。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以郝大维、安乐哲为对象的考察

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运用比较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庄子哲学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他们发现在"自我"、"真"、"道"或"天"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上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深层次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中西方哲学在世界观、思维模式上的不同预设。以"比较哲学"的视野研究庄子哲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西方的概念和框架束缚庄子哲学的缺陷,即从中国哲学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但是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分强调双方差异性,过于重视比较哲学理论的构建,而把《庄子》文本的细读置于次要地位,使庄子哲学本身丰富的内涵和面向被人为限定了。依此看,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尚需深化。

对《中庸》英译本里几个核心概念译法的探讨——以安乐哲、郝大维英译本为例

该文从译文是否准确把握了原文,以及译文是否传达出了原文中对当代人们有实践功效的内容等方面出发,探讨了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英译本里"中庸"、"诚"、"慎独"和"性"这四个极其关键的核心概念的翻译是否得当。认为这几个概念中有的译得到位,甚至精彩,有的则有所不足。

翻译改写理论视阈下安乐哲与郝大维《中庸》英译本评析

翻译是译者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文化层面上对原作进行改写的行为。译者通过翻译改写行为来主导译作的生产与传播,实现自身的跨文化交际目的。本文以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庸》英译本为例,基于勒菲弗尔的"操纵论"分析译者的翻译改写行为,揭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种主要操控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与美国实用主义

安乐哲、郝大维儒家典籍的哲学英译引起了海内外的持续关注和不同评论。本文以他们的《中庸》译本为例,分析译者对待儒学典籍的态度和方法,揭示了译本所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学者的实用主义思想。分析显示,安、郝两位译者拒绝对《中庸》的核心术语作本质主义的解读和翻译,通过"天"、"诚"等关键词的翻译把《中庸》全篇有机地联系起来,以表达儒家的宇宙观和道德形上说。同时,译者又倚重西方汉学家及海外新儒家的诠释,以寻求经典对当下西方社会的意义。

相遇在濠梁之上:再论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英译

本文以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庸》译本为例,重新思考了两位译者的翻译思想,分析了他们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的翻译。两位译者认为古典儒家思想是非超越的,尝试用过程哲学的思想和术语来解释和翻译《中庸》,他们谨慎的、批判性的、以西释中的实践促进了中西哲学的会通。

如何理解中国古典思想与学术--郝大维与安乐哲“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之启示

郝大维与安乐哲的中西思想比较研究揭示了中、西哲学之间的三个重大差异,即逻辑秩序与审美秩序、超越与内在、诉诸本质与诉诸典范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郝、安认为当我们运用西方哲学的那套概念库存来理解中国古典思想与学术时,就很容易产生误读,也很容易使得中、西两个殊异陌生的思想世界变得似曾相识。而他们认为比较哲学中寻求“差异”比寻求“共性”更有价值。因为这样,才能理解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独特贡献。

活着的中国哲学

本文标题"活着的中国哲学"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可以让研究者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中国哲学的传统——把日常事务当作哲学思考的源泉和得出结论的保证。文本典籍不仅提供思考哲学问题所需的词汇,更重要的是鼓励个人修身养性,让人生变得有意义,化平凡为神奇。

安乐哲译介《道德经》考论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多元文化时期,美国迅速发展成为《道德经》英译重镇,安乐哲与郝大维合译的《道德经》英译本便是其中之典型。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知识结构使其跳出宗教和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局限,他与受过过程哲学教育的郝大维相得益彰,将合作翻译的《道德经》文本置于本原的中国哲学土壤,对其进行中国化的解读。正是得益于于道家哲学语境中阐释道家哲学思想,他们能与《道德经》文本视域融合,提出一套他们认为适合中国哲学经典传译的策略性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背景说明性序言、哲学导论(即关联宇宙学解释语境说明)、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自觉自明的译文"是安郝提出的创新名词,指的是二人回到原典,把文本放置在它本原语境中,抛开汉英词典,在哲学框架下做出的创见性翻译。基于如上策略性创新框架,安郝二人得以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译成他们全新的21世纪《道德经》译本。

中西文化传统与“超越”哲思

近数十年来,国内讨论中西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常引用的理念是所谓"超越"。认为西方思想和信仰具有"超越性",东方思想和信仰缺乏"超越性";或认为西方的属于"外在超越",中国的属于"内在超越"。事实上,中国人的超越观念和西方人的超越观念都有内在和外在属性,都有其相对性和绝对性。当今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如果基于对西方事物的一知半解而把西方的一切理想化、绝对化(如"超越思想"、"民主"、"自由")或加以约化(如五四运动时崇拜的"德先生"、"赛先生"),从而把中国传统的一切加以否定和破坏,其后果是可怕的。道理在于,如果西方人漠视非西方的文化,还可以有自己的西方文化;而中国人如果对西方一知半解,却否定和破坏了自己的文化,便成为东施效颦,甚至可能是邯郸学步。

此山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美孔子研究

以往大部分的英美孔子研究都将"是否符合西方价值标准"当成了褒贬孔子思想的基本依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芬格莱特率先对这种隐藏在孔子思想诠释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提出反思,影响深远。除了芬格莱特的著作,值得关注的还有受其影响并与之构成对话关系的史华兹、郝大维与安乐哲、葛瑞汉等人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时时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又巧妙借助自身的西方视角为世人呈现了诸多孔子研究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