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交流交往的关隘——基于史籍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的命名与设置布局应是仿照中原关隘布局而来的,即复制或者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关隘名称与布局。而悬泉汉简所载“敦煌塞”很可能就是指阳关一带的边塞,也即阳关都尉所辖边塞。阳关是西汉中原前往西域地区使用最多的关隘。西汉敦煌郡九置组成的邮驿系统向东可通达长安,向西从最西端的龙勒置就近经由阳关出塞,又经文候鄣可抵达鄯善国伊循城,至此连接西域南道。这条阳关通道相对玉门关通道更便于通行,因而,阳关通道是文书传送之路,也是戍卒、施刑士来往之路,还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之路。因此,阳关应当是为了与西域诸国通使通商需要而设置的关隘,此后成为西汉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西汉敦煌郡南塞防御体系的构建

西汉敦煌郡为抵御南羌,构建了南塞防御体系。西汉于元狩三年(前120)在南湖绿洲部署屯军,此为敦煌防御南羌肇始。敦煌置郡后,构建起以敦煌城为中心的四层防御体系。即围绕敦煌绿洲建造的敦煌城墙、古塞城、天田等三层防御设施以及由北部长城防线、西部两关防线、南部南塞防线组成的第四层防御体系。敦煌最初应以“南湖绿洲屯戍点——南湖塞墙——党河、鸣沙山——天田与古塞城南段”为南塞。后随着西汉对敦煌郡经营的深入,南塞推进至南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一线,部分烽燧修筑至南山南麓,新的南塞由大量烽燧、少量城鄣以及局部地区修建的塞墙构成。敦煌南塞自西向东主要包括:阳关都尉及所辖雕秩候官、敦煌县南部的博望候官、广至县南部的“徼”以及冥安与渊泉二县以南的屋阑、南塞、益广、广校①候官,其中位于渊泉县南的南塞、益广、广校候官应即“南塞三候”,或设置于昌马盆地一带,属敦煌郡直辖。此外,南塞沿线还修筑羌备城坞并设置众多的亭。足见西汉敦煌郡已经建造起较为完备的南塞防御体系。

从《元和郡县图志》看李吉甫的档案意识

李吉甫是唐代名相,他乐学好书、务本求实。李吉甫任职中书、监修国史的职官经历让他在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产生了独特的档案意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对李吉甫档案意识的又一次淬炼,编史修志的经历使得其档案意识走向成熟。《元和郡县图志》作为李吉甫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集大成者,充分体现其编纂导向需求化、档案选材多样化、考订加工灵活化的档案意识。这种档案意识能够为今天的档案工作者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重谈汉初豫章郡地望及沿革

传统观点以为,汉初豫章郡属淮南国,在今赣南。仔细梳理西汉文献所记汉初史事,豫章郡应属吴国,在今皖南。豫章郡因治于故鄣县,又名“故鄣郡”。魏晋时期,讹“故鄣郡”为“鄣郡”。汉初豫章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史记》所记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领有豫章郡乃“虚封”。景帝三年,汉廷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与庐江郡合并,改称“庐江豫章郡”。传世汉代封泥“庐江豫守”,即“庐江豫章郡守”,而非以往认为的庐江国豫章郡守。景、武之际,江淮之间另立庐江郡,汉廷更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从豫章郡中分置丹阳郡,豫章郡从此仅辖赣江流域,遂有《汉书·地理志》之规模。

海上丝绸之路的汉代始发港“合浦郡”和“合浦县”历史沿革考察

本文从«二十四史»«新元史»«清史稿»入手,参证其他史书,条分缕析,厘清了合浦郡和合浦县的前世今生:合浦最早的建置是汉元鼎六年(前111),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合浦郡,郡下设置同名的合浦县.三国到魏晋,“合浦”是交州刺史部的合浦郡和珠官郡,南朝时期,“合浦”是越州刺史部的合浦郡和合浦县,隋代“合浦”是扬州刺史部的合浦郡、合浦县,唐代“合浦”是岭南道的合浦郡和合浦县,宋代“合浦”是广南西路的廉州、太平军和合浦县,元代“合浦”是湖广行省的廉州、合浦县,明代“合浦”是广东布政使司的廉州府、廉州和合浦县,清代“合浦”是广东行省的廉州府和合浦县.合浦的历代区划变化是:归属的变更和级别高低大小的增减.

由里耶秦简看洞庭郡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里耶秦简中有不少关于捕捉动物和采集草木的记录。其中捕鸟和捕猿用于贡赋,黔首捕虎所得虎肉可供官府出售,草木通过劳作被加工成各种生活用具。这些都是对当地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反映出洞庭郡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秦律限制捕捉动物的数量和捕猎时间,植物资源的采集也有季节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地环境的合理保护,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吐鲁番出土《北凉高昌郡内学司成白请差刈苜蓿牒》文书初探

1979年,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发掘了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了12件文书,本文重点研究编号为79 TAM 382:5-4b的《北凉高昌郡内学司成白请差刈苜蓿牒》文书。笔者认真梳理了文书内容,重点对文书中内学司成、令狐嗣和典学主簿进行考证。笔者根据《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记载,结合文书内容,指出北凉官学设在陆沉观,刘昞任秘书郎、国师,索敝和阴兴任助教,建任典学主簿,令狐嗣任内学司成。北凉官学教育较为完善,促进了北凉文化繁荣,对后来北魏乃至隋唐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有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文书中的“某人”为“在学的儿童”,也有学者指出“在官学中,将蚕桑劳作列为学习的内容”,即认为“某人”身份是“学馆学生”,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与“名堕军部”是互相矛盾的。根据《宋书》中“惮业避役”的记载,结合吕思勉先生“来学者率为避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是内学司成上呈典学主簿的一件官文书,文书中“某人”的身份应为“名在军籍(部)的军士(部兵)”,“某人”平时负责学馆桑役,特殊时期刈苜蓿,并非“在学的儿童”或“学馆学生”。

河北地区秦代郡县的考古新发现

近几十年来,大量秦简、封泥等考古资料的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为秦代在今河北地区的郡县设置研究增添了新资料。通过对这些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和总结,并结合文献资料一一进行分析考证,将今河北地区已知秦代郡县数目由《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11郡20县增加到13郡60县,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同时更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看法。

言辩、工夫与郡县天下:周秦文明变革的谱系性考察

春秋战国时代,在整个天下及各基本领域中发生了一场同构性变革,即从中介性转向直接性、从群体性转向个体性。在思想领域,此前将圣王历史经验及其礼制作为具有典范和准则意义的中介,如今则倾向于消除此类中介,而倚重个人理性来直接论道;在修养领域,从注重借助圣王古史和礼仪等来成就人,变成强调通过个人心性来直接沟通天道;在制度领域,发生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基本转变,具体体现在政治与军事、经济、家、祭祀等方面。封建倾向于中介性、群体性,郡县则体现直接性、个体性。周秦之际的这场同构性变革,可称为从封建模式向郡县模式的转变,这就是周秦文明变革的实质所在。虽然文明进入郡县模式,但封建因素仍有保留,如见于经学中。这造就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类型,即中国式文明。

永乐至宣德时期明朝郡县安南新论

明成祖时,因胡季犛的篡位以及明安边境的纠纷而导致两国矛盾冲突激化,从而有明朝征伐安南并将其重新设为郡县之举,并对安南进行了为期二十年的直接统治。然而由于明朝治理政策的失误,导致安南不断反抗明朝的统治。自明宣宗以后,鉴于安南自身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明朝对统治安南利弊的权衡,明朝便决定放弃对安南的直接统治。笔者认为,明成祖在征安南前后便已经做出了郡县安南的决定;明朝郡县安南的原因除了明成祖的个人因素外,还包括对传统“天下观”和“春秋大义”的维护,以及中原王朝“安南情结”的影响。但这一行为已经背离了“兴灭继绝”的初衷,违背了藩属体系的原则,并在本质上体现了双方对“华夷”身份的不同定位。

龙舒郡本新考

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承载了原始而丰富的宋代历史文化材料与版本价值,闪耀着稀世的文化之光。其诞生地,长期以来有两说:其一,冠名“龙舒”,即指安徽舒城县;其二,“龙舒”实指舒州,州治在今安徽潜山市。笔者认定后者为是,主要理由有四。其一,今人简称“龙舒本”,实际为“龙舒郡本”,龙舒称郡非称县,舒城县曾为古龙舒国所在地,非宋代龙舒郡,宋代只有舒州别称龙舒郡;其二,该本背面存有时任舒州太湖知县管所书“龙舒五邑”的具体县名,其中并无舒城县;其三,龙舒郡本中刻有舒州人王日休的《龙舒净土文》,作者自序中言明冠以本地郡名,以区别其他净土文;其四,新见龙舒郡本3卷,经专家鉴定有皮纸成分,与舒州所产汉皮纸质地相同。

秦汉时期汉中郡乡里校补与地名学分析

随着简牍资料的不断公布,对秦汉乡里制度进行区域个案研究已成为可能。通过梳理和校补史料,新发现秦汉时期汉中郡的乡有5个,分别是西乡、訇乡、壻乡、平乡、汉阳乡,时间均为汉代;新发现的里有11个,其中秦里5个:畜园里、康乐里、州里、辨阳里、乘田里;汉里6个:析里、平乡里、市阳里、故道里、官里、竹里。加上前人收集的13里,共计5乡24里。通过地名学分析可知,汉中郡的乡名以人文地理类名称为主;里名方面,秦代是自然地理类和人文地理类并重,汉代则以人文地理类为主。秦汉时期里的稳定性问题需要辩证看待。相关结论不仅有助于推进秦汉乡里制度研究,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蜀郡铁锸

蜀郡铁锸,东汉时期铁具,长10.4厘米、宽12.1厘米,重245克,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丽江市博物院。此铁锸平面呈“凹”字形,刃作斜坡状,长方形銎口,底边扁薄呈弧形,并出翼形刃口,背面铸平,正面隆起,顶部中空成槽以装木柄。锸面上部两边均铸有小篆体铭文“蜀郡”二字,中部铸有隶书“芳”字。

孙吴故鄣郡新考

今人多据宋代地志推定吴景帝永安中曾置故鄣郡,然《三国志》相关记载表明,至迟吴大帝赤乌十三年时已有故鄣郡建置。故鄣郡旋置旋废,于吴末帝宝鼎元年之前或已废并。

“情满家国·乐满涿郡”——青年钢琴家祁特2024家乡新年音乐会举行

近日,由涿州市委统战部、涿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涿州市文化馆、涿州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和涿州市中音艺术培训学校联合承办的“情满家国·乐满涿郡”——青年钢琴家祁特2024家乡新年音乐会在涿州市物探局报告厅上演,民族品牌长江钢琴惊艳亮相,与这位成绩斐然的青年钢琴艺术家共同打造了一场卓绝超群的艺术盛宴。

西汉敦煌郡阳关设置与功能——基于汉唐敦煌出土文献的考察

阳关是西汉政府经敦煌郡通西域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的关键关隘。通过考察发现阳关得名可能与西汉敦煌郡移民实边政策有关,即阳关最初或为侨置地名。而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的说法可能是后来赋予的文化含义。又据敦煌文书记载推测太初四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后,玉门关自酒泉郡西移至敦煌西部的后世阳关位置。至后元元年,玉门关北移至小方盘城一带,这一关隘才被命名为阳关。阳关承担着迎送接待使者、使客和安置降民、传递文书信件、发放俸钱及物资等相关职能。至于以阳关为治所的阳关都尉是敦煌郡南塞的组成部分,阳关都尉下辖的候官目前能够确定仍只有雕秩候官。阳关都尉拥有单独上书中央政府之权,而其下属司马常在都尉空缺之际代行其职。阳关都尉与南塞其他边防机构构成了防范南山羌的统一的防御体系,并且在这一体系中阳关都尉地位关键,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

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与调配——以敦煌出土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自官方到民间都普遍使用钱币进行薪俸、酬劳结算及商品交易。通过悬泉汉简记载分析,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使用规模也非常庞大。为满足敦煌郡钱币需求,西汉政府往往利用国家力量从钱币铸造地区或钱币库存充裕地区调配大量钱币作为支持,表明西汉敦煌郡经济的发展对中央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酒泉候官的设置

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经过研究得知: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前,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至太初四年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而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汉敦煌郡之昆仑障、昆仑塞新考

昆仑障、昆仑塞是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重要坐标之一,其位置现有多种说法。本研究团队在野外考察发现瓜州县西荒漠中存在一段双线汉长城,修筑格局十分特殊。结合该区域周边的自然环境、城址空间分布和历史文献进一步分析,本文确定昆仑障即为该长城段南侧的巴州二号古城,昆仑候官所居可能为巴州二号古城东北2.2km长城上的城堡。该发现为我们认识该区汉长城的建设形式、汉代敦煌郡的行政区划以及交通地理提供了新证据。

西汉敦煌郡酿酒业研究

悬泉汉简中有很多记载西汉敦煌郡酒的酿造、销售和交流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探讨得知其酿造方法有来自中原地区,亦有来自西域地区,主要根据是酒麹的来源有中原地区移民带入的,也有由西域胡商贩运而来的,这两种酿造方法在敦煌地区进行交流。西汉敦煌地区酒的酿造和饮用非常普遍,受饮酒风气影响,酒的销售也非常普遍,悬泉置为了招待过往使客、使者需要支出大量的酒,当悬泉置的酿造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需要出资向民间酿造机构酒铺购买酒,因此酒在当时就成为敦煌市场上常见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