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读《亭林文集》郡县论及相关诸论书后

顾炎武是一位博通经史而旨在经世致用、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学者。读《亭林文集》卷一之《郡县论》以及《钱粮论》《生员论》,卷六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篇,可窥其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顾炎武的社会理想,概括说来,就是"厚民生,强国势"。他的政治学说,集中表现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及与此相关的诸论之中,涉及政治体制、财政、选举、军事等。今读其诸论并参考前贤与现时同行研究而有所启示,乃撰成此文,作为对这位伟大学者诞生400周年的纪念。

从《元和郡县图志》看李吉甫的档案意识

李吉甫是唐代名相,他乐学好书、务本求实。李吉甫任职中书、监修国史的职官经历让他在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产生了独特的档案意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对李吉甫档案意识的又一次淬炼,编史修志的经历使得其档案意识走向成熟。《元和郡县图志》作为李吉甫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集大成者,充分体现其编纂导向需求化、档案选材多样化、考订加工灵活化的档案意识。这种档案意识能够为今天的档案工作者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河北地区秦代郡县的考古新发现

近几十年来,大量秦简、封泥等考古资料的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为秦代在今河北地区的郡县设置研究增添了新资料。通过对这些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和总结,并结合文献资料一一进行分析考证,将今河北地区已知秦代郡县数目由《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11郡20县增加到13郡60县,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同时更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看法。

言辩、工夫与郡县天下:周秦文明变革的谱系性考察

春秋战国时代,在整个天下及各基本领域中发生了一场同构性变革,即从中介性转向直接性、从群体性转向个体性。在思想领域,此前将圣王历史经验及其礼制作为具有典范和准则意义的中介,如今则倾向于消除此类中介,而倚重个人理性来直接论道;在修养领域,从注重借助圣王古史和礼仪等来成就人,变成强调通过个人心性来直接沟通天道;在制度领域,发生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基本转变,具体体现在政治与军事、经济、家、祭祀等方面。封建倾向于中介性、群体性,郡县则体现直接性、个体性。周秦之际的这场同构性变革,可称为从封建模式向郡县模式的转变,这就是周秦文明变革的实质所在。虽然文明进入郡县模式,但封建因素仍有保留,如见于经学中。这造就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类型,即中国式文明。

永乐至宣德时期明朝郡县安南新论

明成祖时,因胡季犛的篡位以及明安边境的纠纷而导致两国矛盾冲突激化,从而有明朝征伐安南并将其重新设为郡县之举,并对安南进行了为期二十年的直接统治。然而由于明朝治理政策的失误,导致安南不断反抗明朝的统治。自明宣宗以后,鉴于安南自身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明朝对统治安南利弊的权衡,明朝便决定放弃对安南的直接统治。笔者认为,明成祖在征安南前后便已经做出了郡县安南的决定;明朝郡县安南的原因除了明成祖的个人因素外,还包括对传统“天下观”和“春秋大义”的维护,以及中原王朝“安南情结”的影响。但这一行为已经背离了“兴灭继绝”的初衷,违背了藩属体系的原则,并在本质上体现了双方对“华夷”身份的不同定位。

1608年朝鲜光海君请封与李成梁“郡县朝鲜”问题探析

万历三十六年朝鲜光海君即位后请求册封,明廷不仅加以拒绝,还遣使调查光海君即位内情,辽东总兵李成梁遂乘机密揭“郡县朝鲜”。明末辽东残败,李成梁不得不对日益强大的努尔哈赤采取怀柔之策,并欲以此据朝鲜而图割据一方。明廷通过熊廷弼的奏疏开始真正了解辽东局势以及边疆危机的根源,因此对李成梁“通虏”的弹劾不断,最终出于对辽东的战略考虑,明廷旋复册封了光海君,但双方关系由此开始出现裂痕。光海君对于明廷的拒封、遣使查问、李成梁的密揭,以及由此导致的王位正统性受到的质疑颇有不甘,加之越来越忌惮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威胁,开始调整对明政策,传统朝贡册封关系格局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王莽“改汉郡县名”的民族史料意义

王莽执政,曾经在政治生活中全面更改原有汉家名号。地名改称有适应新的政治文化地理规划即所谓“分州正域”①的动机,而“改汉郡县名”②更多体现了新莽的行政理念,是其妄自尊大的权力炫耀与鄙视其他民族的意识的突出显露。新莽“改汉郡县名”史事,反映了民族史、民族观念史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信息。

从“兴灭继绝”到“郡县其地”——论明太宗安南政策的连续性

永乐初,明太宗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双方藩属关系得以维系。但此过程中,安南不断侵扰边地、攻占明朝其他藩属国,违背了明朝所主导的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保藩固圉”等原则及交邻政策,最终以陈天平事件为导火索,明太宗则决定以“兴灭继绝”的方式重立陈氏。胡汉苍截杀陈天平后,明太宗派兵征讨安南,并“郡县其地”,将其直接纳入明朝的统治范围。无论“兴灭继绝”还是“郡县其地”,都体现了明太宗对安南政策的连续性,以及藩属体系演进过程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

明清之际封建与郡县之辨再探——权力、利益与道德之间

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涉及古代国家权力与资源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的问题。既然郡县已经成为秦汉以来牢不可破的国家政体,那么其弊端也时时显露、为害。在缺乏新的政治哲学资源的时代,对于郡县制度"其专在上"的反思与批评,就只能借助于封建的话题来进行。这是封建论在不同时代时时被提起的历史背景。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尤其是其"公私、义利之辨",成为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深刻地介入对政治理论的塑造与影响之中。明代末期的义利之辨对明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批判,既包含深刻的学理,也有着惊心动魄的现实斗争因素。在晚清建立权利、自治等现代政治观念之时,封建、郡县之辨又成为中国近代革命伦理得以建立的重要思想资源。

超级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演变与内在机制

传统的郡县国家治理体系在近百年中的革命战争、工业革命和全球市场化三个历史阶段,虽然面临挑战与不适,但其基本框架却分别从党军关系、计划经济和保障市场三次阶段性任务中获得了内在支撑。这种连续的三次内在动力机制使得以中央集权为导向的郡县国家治理体系升级为超级郡县国家治理体系,即并未改弦更张走向西式分权治理模式,而是延续传统整体框架下的能力升级。

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发动对安南战争并郡县其地是有其战略考量的,"郡县安南"威慑中南半岛番国,"郑和下西洋"威慑海岛番国,二者互为犄角之势,海路、陆路双管齐下,对西洋尤其是南海地区形成巨大军事压力。"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明宣宗继位,对黎利剿抚不力,明军在大败之后撤出交趾,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威望,明朝失去了控制南海的地理优势。西洋诸番疏于朝贡,明宣宗心有不甘,遂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挽回局面。宣德之后,安南坐大,朱棣所经营的西洋朝贡体系趋向松散与瓦解,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名存实亡。"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朱棣"郡县安南"的决策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宣宗"弃置交趾"恰恰是西洋朝贡体系濒于崩溃的前兆。

论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

侨置制度并非东晋始创，它的渊源至迟可以追溯到汉初，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只是对汉魏旧制的沿用；淮南、江南、汉水流域及益州地区，是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四大分布中心，各地侨民来源、侨川郡县规模、土断及省并情况均各具特色；土断不是针对侨川郡县的混乱，也未完全废罢侨州郡县，它针对的是侨民户籍的寄寓性，通过划一行政区域让侨旧民就地入籍的方式达到消除寄寓的目的；东晋南朝侨川郡县名号的最后废罢是北方西魏、北周政权和隋王朝完成的。

东汉内郡县法官法吏复原研究——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为核心

对于秦汉地方司法,一直以来的研究都侧重于地方司法程序。而2013年公布的、新出土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复原东汉内郡县的法官法吏结构,复原内郡县的司法机关结构。将地方司法程序与地方司法机关密切结合,可以清晰地再现东汉时期内郡县的司法流程。在此流程中,司法行为中的侦查逮捕、审问、判决行为彼此分离,贼曹、辞曹、决曹等分别负责以上司法行为,整体案件从前期侦查逮捕到最后的判决需要在不同的专职司法机关之间流转。这种基于出土文献复原后的结论,对长久以来将中国传统地方司法行为简单归纳为司法与行政合一的观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现有史料所见,东汉时期除了郡守县令等主守长官外,地方司法机关专职化,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立是这一时期地方司法的特点。

历史与使命:从郡县国家到超级郡县国家

历史无法割裂,传统深植人心,治理体系尤其如此,因为人的社会行为主要依赖传统,而非创新。以郡县国家为核心特征的传统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与生命力,在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内外冲击挑战下,浴火重生,全面升级,而并未如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样全盘西化,拆了故宫建白宫。沧海横流,时代剧变,全球市场化带来全球大流动,中西方应对这一巨变时代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治理探索之路。中国对自身的传统有沿有革、

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

关于郡县制的起源，大致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郡、县的起因；二是郡、县起源的 地区和时间；三是郡、县的性质。古往今来，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种种观点。对这些理论观点加以梳理，对人们认识和把握郡县制度的本质特征颇有助益。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郡县制的推行，社会自治和自组织的因素被进一步剔除，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种阻碍的作用。

《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研究

《元和郡县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原称《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后图亡①，遂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后称今名《元和郡县志》，简称《元和志》。今缺卷１９、２０、２３、２４、３５、３６全部及卷１８景州五县内容，实存三十三卷余。李吉甫（７５８年—８１４年）字弘...

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思想浅析

顾炎武在总结前人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论争,以及发现郡县制和分封制各自的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政治体制理念,并对分封与郡县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不仅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

唐代宰相李吉甫是一位卓越的方志地理学家 ,他修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较为完整的地方总志。该志具有较大的价值和影响 。

青海东部地区早期郡县设立时间考辨

今青海省东部黄河、湟水流域,是青海省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那末,河湟地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由中央封建王朝设置郡县,使之从此迈步走上封建化道路的呢?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些新的探讨,并提出一些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的结论,以就教于地方史志同行。 一

《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郡县侯国吏制的几个问题

《尹湾汉墓简牍》面世后,许多学者就西汉地方吏制问题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对侯国吏员的设置论及者甚少。探讨侯国的不同类属,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不同侯国的吏员设置和隶属关系是不同的。东海郡所辖侯国多属宣、成二帝时所封之王子侯国。王子侯国的吏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行政系统,一为家务系统。侯国的吏员同时接受朝廷和郡府的双重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