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合郡斋诗与武功体的突破

姚合诗风素来被称为"武功体",武功体作为姚合诗歌风格的标志,其并非处于一种凝固静化状态,必因姚合社会地位的转迁、人生情志的嬗变和文学内部需求而变化。从姚合人生和诗风嬗变的角度去思考其武功体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思想意境、内容类型和语言风格方面。姚合郡斋时期的吏治思想渐从仕隐冲突向仕隐融合转变,无为吏治也逐渐显现,其诗的主体精神呈现适意从容的心境,也成为武功体突破的第一个重要体现。郡斋诗的内容类型从单一的县居咏怀向送别酬寄、园林题咏等内容扩展;诗歌空间逐渐开阔,诗歌意象更趋多元,诗歌语言风格也具有刚健化的趋势,这些都构成了姚合武功体的内在发展。

明代贵州郡斋诗研究

郡斋诗是以出任郡县的官吏为创作主体,在郡斋县衙等官舍所创作的诗歌。《贵州图经新志》所录存明代贵州郡斋诗,可根据诗的思想内容与风格特征的异同,分为山水游览诗、燕集酬唱诗、离别赠答诗以及郡斋自陈诗四类。着重分析各类型诗体的内容、风格,不但可揭示这些类型所蕴含作者之生活情趣及内在情感,能体会到作者的为官态度,最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而且可揭示出这些诗篇的社会价值及意义,较充分地表现了贵州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发展。贵州明代社会较安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以及明代外派到贵州官吏的增加,是明代贵州郡斋诗较为兴盛的必要条件。

论白居易郡斋诗中的“散吏”与“幽人”形象

郡斋诗,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中唐时期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大量创作,诗歌表达的内容多为诗人在出处之间难以抉择的思想矛盾。基于这种矛盾,中晚唐诗人在郡斋诗中时常流露出一种以吏为隐的仕宦心态,这种仕宦心态发展至白居易更具独特性。其具体表现就是将"散吏"与"幽人"结合,作为自我形象直接呈现在郡斋诗中,这样一种双重的形象所映射出的是诗人一种超脱的仕隐心态。

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

郡斋诗源于二谢,但自唐代大历以后数量才明显增多,其创作主力是一些自诩为"沧洲吏"的郡县官吏。中晚唐内外官迁转状况及文人吏道观的变化致使担任州县官的文学之士大大增多、贬官冗员多发配边远州县的制度,及其事简人闲的生活方式和寂寞失落的心理状态,造成了文人们视外郡为沧洲的普遍观念;同时唐代郡斋多有山池亭阁的建筑格局,与郡内的自然山水形成互补,也为文人们提供了在公务之余享受沧洲趣的现实环境。由于郡斋诗的表现重点在于强化郡斋的幽居特性,刻意营造出对宦情的疏离姿态和幽人自适的小天地,因而在继承二谢创作传统的同时又有新的变化,并形成了审美视野不同于初盛唐别业诗的一种诗歌类型。

试论韦应物诗歌中的吏隐主题

“吏隐”是反映和概括中国古代士人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要概念。而唐代大历年间的诗人韦应物的吏隐心态既十分独特又具代表性,可谓集大成者也。儒释道的合力共同构筑了其独特思想的基础,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成为对世俗的向心力,而释道尤其是禅的超脱态度则是其离心力,这使得韦应物走上了身心相合的吏隐之途,将困顿中国古代士人的吏与隐的矛盾统一起来,并影响到他的创作,形成其独特的诗歌风貌。

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

县居诗和郡斋诗是姚合诗歌创作最具特色的诗歌,它们展现了姚合人生和诗歌历程的发展轨迹。通过姚合人生阶段的这两个点,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心理和诗歌艺术一直是处在调整和蜕变中。在这个过程中,姚合的吏隐心理从矛盾逐渐走向融合,从而使其吏治观从无奈选择走向自觉实践,也导致其武功体开始从清僻向清雅内化。

曾巩诗歌的溪山佳兴与自然观照

溪山佳兴贯穿于曾巩一生的诗歌创作,展现着曾巩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作为北宋新兴士大夫的一员,曾巩对地方职任有着高度认同,既积极勤勉地践行官员的职责,又充满兴致地赏玩当地的风光,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政事与林泉的自然衔接,无声弥合了郡斋诗传统中的仕隐对立。“洗尘”“醒心”是曾巩常用的表述方式,折射着曾巩对心灵纯粹性的追求,也显示着曾巩观照自然的独特思路,即将美丽的风景视为超越世俗的存在、将游观登览视为心灵尘埃的洗涤、在溪山佳兴的吟咏中收获更纯粹的自己。曾巩对外物的观照始终秉持着宁静平和的眼光,并在诗歌中体现为一种映照式的书写。对镜照与清影的偏爱,展现了曾巩映照式的书写风格,以清透如醒的心灵照见万物的纯净之美,生成了明净澄澈的诗歌境界。曾巩的风景书写与自然观照,既是对热爱山水的传统诗心的继承,又是在北宋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在宋代诗歌史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