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卫所制度与黔东地区的郡县化

为了控制地方,明朝推行卫所制度,在各地大量安插卫所屯堡。在黔东地区,洪武朝设置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等卫,插入思州、思南二宣慰司领地,改变了地方政治格局,为郡县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永乐朝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设思南、石阡、乌罗、铜仁、思州、镇远、新化、黎平等府,正式启动了郡县化。卫所的开拓和经营,加强了控制,加快了地方熟化,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清初大行改制,改并卫所,郡县化最终完成。

道制发展演变视角下的秦汉边郡民族国家认同研究

道制是秦汉时期在边郡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民族管理建置,其级别相当于县。道制从秦到东汉的时空演变,在制度层面可以被看作是道制逐渐向郡县制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政治层面,可以被理解为道制管理下的边郡民族逐渐对秦汉王朝国家进行国家认同的发展过程。道制管理下秦汉边郡民族的国家认同颇具特色,即王朝统治者始终将国家认同置于民族认同之上,既采取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制力进行维系,又制定相关法律来支撑边郡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同时,道制管理下民族间的相互交融也促进了边郡民族的国家认同。

嶽麓秦簡“蜀巴郡”考

嶽麓秦簡律令中表示郡名的“蜀巴”,標明秦統一前夕存在“蜀巴郡”。秦兵器銘文則記録著,至少在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前,主持兵器鑄造的衹有“蜀守”,表明郡名爲“蜀郡”。涪陵小田溪戰國墓葬群的規格與隨葬品顯示,至少在秦昭王時代,巴族君長仍然統治巴地,但楚、秦文化已經進入。秦巴國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内是以屬邦管理巴地縣道。直至統一前夕,才將巴地納入郡縣體制,但并未單獨置郡,而是并入蜀郡,成爲“蜀巴郡”。巴地獨立置郡應在秦統一後整合三十六郡之時。

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

属邦是秦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在秦统一六国前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统一后,属邦与内史、郡平级,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秦统一前,在属邦之下由“臣邦君长”统辖“臣邦人”,袭用原有的统治方式;统一后,相应称谓变为“蛮夷君长”和“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后,境内蛮夷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官吏行使管理职责,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道中蛮夷本有缴纳賨钱即免徭赋的政策,但随着时间演进,蛮夷被征发屯戍,实际上同于编户,故徼内蛮夷的编户化也逐渐达成。

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

比郡属国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 ,就其性质而言 ,与西汉时期的属国一样 ,并未实现郡县化。本文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 ,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从中不仅可以管窥东汉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情况 ,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形成发展过程 。

中国郡县版图: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2003年,我去阿拉善,有两个同行的蒙古族学者说起:“你们”(即汉族知识分子)老是从中原的角度看长城以外,你们怎么不从边疆的角度看看中原?这让我想起了康熙的一段话。康熙时期,长城受损很严重,很多汉族大臣.上书要修长城,但康熙说(大意):长城内外都是我的子民,我们都好:好地善待他们,何必要修长城呢?对照一下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等地,理由是这些国家“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城市发展与语言变迁——以湘北小片官话精庄知章组声母今读情况为中心

语言是一个城市聚落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湘北小片官话区在历史上有着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又因地缘政治因素很早接受中原郡县化的影响。通过对湘北小片精庄知章组声母读音类型与演变的探讨,我们既可以与该地区的城市聚落发展史两相印证,推测其今天语言面貌的成因,也可以根据方言内部的差异性,判断这一地区语言文化的变化规律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