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编郡邑词征及其词学批评价值

中国古代的词学流派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编纂郡邑词征是词学流派扩大影响力、建构地方词学传统的重要方式。民国时期社会变动剧烈、传统文学观念备受冲击,当时新编出版的郡邑词征多是传统文人为保存文化而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晶。民国郡邑词征从展示地方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及其对地域词创作产生的积极影响,广泛搜求地方词学资源以丰富地方词史的发展脉络,继承并发扬传统词学主张,反驳前人对当地词学的偏见并挖掘新生质素等方式为地方词学争取社会关注和认同。民国郡邑词征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源,其中呈现出的编纂经验和词学批评方式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桑梓风雅、地方诗史与国家政教——论清代江苏郡邑诗话的价值变奏

江苏是清代郡邑诗话编撰的重镇,一般认为属于该地区的郡邑诗话共有5种,即阮元《广陵诗事》、单学傅《海虞诗话》、李福祚《昭阳述旧编》、顾季慈《蓉江诗话》和徐传诗《星湄诗话》。论者据清末报刊《益闻录》,辑出一部新的江苏郡邑诗话《东洲诗话》,其作者是海门人沙仁寿。这些诗话搜求本邑耆旧之诗,裒辑乡贤之事,以恭敬乡曲桑梓之意,导提乡邦风雅之流,具有突出的地域性,是清代江苏地方诗史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诗话编纂者们还特别强调本邑儒士之端行、名将之忠烈、节妇之贞行等,其在建构地域诗史的同时,显示了跨地域的共通性,即注意贯通地方文化传统和国家政教诉求,这呼应了清代主流的诗学思想,表明清代江苏郡邑诗话建构的"小传统",其终极指向是"大传统"。

乡党圈层中的古籍保护运动:晚清民国郡邑丛书的编辑与刊印

晚清民国时期,各地的文化精英阶层内出现了保护乡邦文献、编辑郡邑丛书的浪潮。丛书编辑方式主要以地方修志局、私家藏书楼、公立图书馆为文献来源,甄选稀见古籍精校精刊,单种文献出校记、序跋,丛书常另附总目,以便读者使用。编辑活动带有浓厚的地方圈层色彩,由乡绅邑豪发起并主导,通过乡绅出资或乡党募捐完成集资。民国时又出现了政府牵头组建编委会的新形式,实则是乡党关系的变体。印刷方式仍以传统雕版技术为主,进入民国后,石印、铅印等新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环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词学思想的多元互补与演化融合

明清之际环太湖流域郡邑词选纷纷刊刻,郡邑词派接踵而起。这些词派在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上,取径多样,兼容并蓄,呈现出多元互补的格局。同时,由于历史巨变和相同的人文环境的原因,这些词派又总体上呈现一种趋同的倾向。可以说明清之际环太湖流域郡邑词派在词学思想上既有多元互补的一面,也存在演化融合的趋势。

论地域性因素在文学流派形成中的作用——以清初环太湖流域郡邑性词派为例

一般认为,一群作家如果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理论见解和艺术审美追求,并形成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风格,那么这群作家就是一个文学流派了。但是,我们认为,在文学流派形成中,地域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环太湖流域郡邑词派的构成来说,地域性因素甚至超过了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等因素而成为构成这些词派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目录类》“郡邑”类条目补正

从书名著录不准确、作者著录讹误、版本信息著录不准确、馆藏地著录讹误以及误收地方诗文总集等几个方面,指出《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目录类》"郡邑"类的疏漏之处,并略加分析,以为补正。

略论浙江郡邑丛书的兴起、特色、价值及影响

郡邑丛书的编刊,盛行于晚清民国之际,一时间各省纷纷辑刊郡邑丛书,其中尤以浙江为盛,成就最著,且浙江开辑刊郡邑丛书风气之先,影响亦巨。文章即对浙江郡邑丛书的兴起、特色、价值、影响等方面略作论述。

清代浙江郡邑词集研究

郡邑词集是明确着眼于一片区域采收词人作品的总集，是清代词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选取浙江地域的九本郡邑词集，从地域人文观念、文献整理存录意识和词学词史价值三方面来研究郡邑词集的意义与价值。

松江府宋氏家族世系及文学成就概述

明清时,松江府的宋氏家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著姓望族。宋氏家族以素封起家之后,专以诗书董训子弟,劝教育、求功名、重文化,自明正统十年(1445)宋举进士始,逐渐成为“衣冠阀阅、诗礼文章”之家。汲汲于诗礼文章是宋氏家族最显著的特点,家族中人著述颇丰。明末清初,以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为代表的宋氏家族人群在文坛更有着赫赫声名。宋氏三兄弟不仅是松江几社的骨干,而且是云间派的中坚。研究明末清初松江府郡邑文化、文学,尤其是研究云间派,就不得不关注宋氏家族。

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总集范畴辨析

地域总集自晚明起,在书目中成为总集类下的一个专门类目,但迄今为止,其范畴仍未获得确切厘定,从而导致现有书目著录它时,每每体例不一甚至混淆错乱.文章认为地域总集是明确着眼于一片区域而采收作者作品的总集,是基于地缘属性而成立的典籍类型.只有地缘属性在总集属性结构中占据首要位置,才能归之于地域总集.至于区域概念本身,一则它必须是人类社群成规模地开展生产生活的一片区域,是地缘划分与认同的基础;再则包括各级行政区域与自然地理地域两大类型.但不论是哪一类型,都必须符合我们对地缘单位的实际认知,否则不应纳入地域总集的范畴.

桑梓意识与国家政教的诗学表达——阮元《广陵诗事》翦论

阮元《广陵诗事》是其诗话三书之一,例属郡邑诗话,收录清初至嘉庆年间扬州十二邑诗人、诗作及诗事,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桑梓意识。除专于一地,通于方志,博于诗事之外,该书还因融通求实的考据意识,而具"深于学术"的新特点。这是对传统诗话著述的文本突破。另一方面,《广陵诗事》传述乡邑诗事,导提乡邦风雅,特别强调名贤之忠烈、节妇之孝行,表明阮元在通过书写地方诗学史来建构地域文化的同时,更注意贯通地方文化传统和国家政教诉求。其所建构的小传统背后,是对大传统的自觉体认和宣扬。

《国朝松陵诗征》附载“朴村诗话”研究

袁景辂的《国朝松陵诗征》是一部地方诗总集,附载有以“朴村云”领起的自撰评论221则,可称之为“朴村诗话”。其文连缀于诗人小传之后,与小传、集评互见,辑录地方风雅、探究区域诗作、发表诗歌评论,具有郡邑诗话性质。袁景辂师从沈德潜,“朴村诗话”对格调派的诗学观点多有继承,强调诗歌要突出诗人主体性,期以坚苍的古气矫正颓靡时风。“朴村诗话”揭示了选本背后的批评体系,将诗教功能收束于诗事,以精神上的契古代替拟古,是格调派后期诗学的代表,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清前中期吴江同里地区文艺活动的风貌。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考述

清朝初期,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大儒力倡朴学,至乾隆、嘉庆年间,惠栋、戴震继起,朴学达到了高峰。扬州地处吴、皖交会之处,一时名家辈出,诸如阮元、王念孙、王引之,著述如林。刘寿曾这样描述:'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乾嘉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研究,鉴赏文物之风更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家、研究者和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著述。

《嘉靖惟扬志》

《嘉靖惟扬志》,现存最早的一部扬州地方志书。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朱怀幹修,盛仪纂。全书原共三十八卷,包括郡邑古今图、建革志、疆里志等共二十一门类,今仅存十八卷。是书所记溯自唐尧时期的扬州,对唐宋之前的记载往往包寓江淮南北广阔区域。全书取材博洽,编纂严谨,内容丰赡,是研究扬州地区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一部重要典籍。

水晶阁赋

古人云:黔中郡邑,铜仁独美。铜仁近景,水晶阁最。东关对岸,太乙崔巍;山脉下延,半岛迤逶;一分接山,九分迎水;锦江南来,碧澜东洄。四面崖岩壁立,周遭藤蔓牵垂。古树参天宇,翠竹叩地围;老柏苍郁螭虬,巨枫伟岸龙魁;白檀茕茕谨慎,刺柿黑黑严威;枫杨横伸劲干,水杉笔挺腰背;黄莲终不弃铁甲,雪松常舒展白眉。春来红花耀目,迎春妩媚,蝶恋樱心,蜂追槐蕊;夏至绿荫蔽日,芙蓉陶醉,蓝鹊跳跃,知了不累;秋临野柿金黄,吊藤折辉,刺蓬呈果,莲叶翻飞;冬初寒霜降下,枫叶大醉,染红半岛,映赤江水。四季看不谢之花,江风送爽;八节思绿晾之景,流云衔晖。更有那黄墙赤瓦,点缀成翡翠朱丹,红鱼碧水。望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