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研究

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由石烈、抹里和瓦里三种基层单位构成,属于“部族”组织,而非“帐族”组织,有相对固定的驻牧地,不追随辽帝捺钵。在辽朝中期以前,辽帝通过建立隶属于斡鲁朵的石烈和抹里组织,削弱契丹部族势力。在辽朝中期以后,受到自然环境恶化和契丹部族势力式微等因素的影响,斡鲁朵内的石烈和抹里组织逐渐被迁离“契丹故地”,转向对奚人的镇戍。瓦里是由契丹贵族罪犯组成的基层组织,是辽帝削弱契丹贵族势力的工具。瓦里的分布地与契丹“分地”的继承制度有关。

努比亚A部族文化与古埃及国家的兴起

A部族文化是公元前四千纪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以南到尼罗河第二瀑布区之间出现的新石器文化。A部族地处交通要道,是非洲东北部各新石器文化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必经之地。其中,靠近阿斯旺的A部族社会与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密切来往,逐渐埃及化;第二瀑布区库斯图尔的A部族社会与涅伽达文化存在直接的贸易关系,以矿产等原材料与南部非洲稀有资源换取涅伽达社会的手工业产品。贸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A部族文化末期产生了王权观念,在撒亚拉与库斯图尔两地都发现了A部族文化的大型墓葬和带有古埃及王权标志的器物,说明A部族文化已经发展到酋邦阶段。手工业的发展促进涅伽达文化向文明迈进。最终,生产力占优势的涅伽达文化发展成为古埃及国家,征服了库斯图尔酋邦。

非洲部族冲突问题探析

部族矛盾、部族冲突既是影响当今非洲政治生活、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非洲各国政府或执政党必须面对的课题。而殖民主义的入侵，各国部族 政策的失误，持续的经济贫困化，国际社会的争夺，多党制、民主化浪潮的冲击等则是导致 部族冲突的主要原因。从部族冲突的后果看，不仅使经济困难的国家走向崩溃的深渊，而且 由于对经济资源的争夺，仍会给一些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但总的趋势是，大体趋于缓和 ，局部依然动荡。

古梅山峒区域是蚩尤部族世居地之一——湘中山地蚩尤信仰民俗调查

通过大量实地调查上 ,结合古史、民族志和道教、梅山教、师公经书等有关资料 ,谈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古梅山峒区域地界与梅山地名由来 ;“蚩尤屋场”地名的调查取证 :牛角与牛王崇拜 ;“枫树崇拜”的文化内涵。综上所述 ,得出两点原则性的结论 :北宋开梅山时的梅山苗族、瑶族居民是上古蚩尤部族的嫡裔 ;古梅山峒区域是上古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

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

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替,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分别可以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相对应。以此为基点,发现龙山时代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和其他部族人物也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如有虞氏舜与造律台文化、最早的先商契和雪山二期文化等。据此就有可能切实建立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和尧舜禹时期一些部族的对应关系框架,走出夏代之前古史探索的关键一步,还可以为夏文化的上限提供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糺制度研究

金朝对西北地区驻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保持原辽朝的社会组织形式——部族、糺,对其进行统治。“糺”偏重军事,部族侧重于生产,皆为金朝分番守边。金朝任命的部族、糺长官女真人多,契丹人少,下属官员则以游牧部族的本族人为主,在强化统治的同时对游牧部族实行因俗而治。海陵王末年爆发了大规模契丹抗金斗争,在平叛之后,金世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契丹人的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阻止契丹人反抗女真统治的斗争。

唐代弱水西山羁縻部族探考

今四川西北岷江、大渡河上游地区,曾被称为“弱水西山”,是唐朝与吐蕃长期争夺之地,本文所要探考的,主要是唐前期和唐中期该地区实行羁縻府州及都护府统治时期的部族分布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及人口发展情况,认为唐代中后期的“西山八国”,基本上是由唐前期弱水西山六十八羁縻州部族所建,他们是现代嘉绒藏族的先民。

辽代部族制度初探

辽代部族制度，是建国前契丹部族制度的保留与发展。它借用了建国前契丹部族组织的外壳，但在其内部，已发生质的变化。部民从隶属于建国前的部落联盟组织，变为隶属于国家的属民，各部有固定的居住地，而国家正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公共权力的设立，也逐渐剥夺部民在军事民主制下曾享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国家的常备军与国家官吏取代了原来建国前部族组织自愿出兵征战与联盟首领的世选制。辽代部族组织与辽朝相始终，它在辽代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论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部族症结

在20多年的内战中,阿富汗国内各部族体系经历了严重分离和重新构建,内战导致国内力量配置发生重大改变。昔日阿富汗最重要的优势力量———普什图部族的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被严重削弱,相反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伊斯玛仪派和波斯语赫拉特等民族或准民族的地位、内部组织水平和政治积极性却得到了明显提高。无疑,阿富汗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这是一个代表着不同"部族"利益的各类军事政治派别非公开对抗的一个时代。部族问题始终是阿富汗历史发展的症结所在。

高唐神女传说的炎帝部族文化属性

炎帝部族文化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人神杂糅、天地相通。除《尚书》、《国语》的相关记载之外,《山海经》对于炎帝发祥地域的叙事,多处提到天帝在下界的活动场所。由此而来,高唐神女有时被说成是天帝之女,有时又说成是炎帝之女。炎帝部族先民认为人死之后变形转生的载体是花草,高唐神女传说体现的就是这种观念。高唐神女传说系统作为变形转生载体而出现的花草,都具有优美的形态。有的妩媚可爱,产生诱人的魅力;还有的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瑶姬是美称,而不是恶名。楚文化、文学与炎帝部族文化的关联,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探讨。

元史北方部族表

明修《元史》无《部族表》。其後钱大昕作《元史氏族表》二卷。屠寄《蒙兀儿史记》有《蒙兀氏族表》、《色目氏族表》各二卷之作；柯劭态《新元史》有《氏族表》二卷之作，用力皆在详少数部族之世次，而不及全数之搜罗。爰仿《辽史》，作《元史北方部族表》，尽列其时活动在北方之诸部族而稍作考证说明，治元史者或亦有助焉。

契丹部族组织中的石烈

阻午可汗重组契丹八部时,契丹人仅残存12个石烈,"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就是将大贺氏、遥辇氏、耶律氏三皇族分入其中的7个石烈,而将拔里、乙室已二后族分入另外5个石烈。至阿保机建国前,契丹八部已发展为41个石烈,但此后至辽末,大约仅发展至48个石烈。斡鲁朵体制确立后,新建斡鲁朵时不断对原有石烈进行拆分、重组。石烈官原存在两种称号,一种借自突厥官名,一种为契丹语官名,在将石烈比照为县之后,也称石烈的长官为县令。辽太宗会同元年改革后,石烈的官名才固定下来。

吐谷浑亲族与部族的关系探微

自吐谷浑建政以来,在其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吐谷浑亲族和羌人部族的两大势力集团,经过数十年的相互摩擦、碰撞、斗争,逐渐消除了吐谷浑亲族和部族间的矛盾冲突,开始相互认同、相互融合,这不仅加强了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而且其开始走向对外发展;发展中不断吸纳新的部族,逐渐形成了吐谷浑民族。

“汉部族”“少数族群”与民族概念中国化——论中国民族话语体系形成前后的“三胜”大势

由"汉部族"之争开始的"民族形成上限问题"讨论,到随着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结束的"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之争,分别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转换生成前后的"险胜"和"浅胜";为了确保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完胜",应该进一步在民族观教育主渠道上实现民族概念的中国化。

美国当代印第安英语诗歌中的部族认同——以哈娇、欧提斯和荷根为观照

自"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以来,一批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作家与诗人把写作当作政治解放的武器,在其诗歌创作中强调对同化的抵制,表达出认同祖先文化传统的愿望。作为当代印第安英语诗歌的代表人物,乔伊·哈娇(JoyHarjo)、西蒙·欧提斯(Simon Ortiz)以及琳达·荷根(Linda Hogan)将诗歌创造建立在印第安口述文化传统之上,强调土地是印第安的记忆和文化之根,并透过灵性传统彰显异于主流文学的叙述模式、神话体系和信仰体系。

义务教育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构建——基于民国时期广西“特种部族教育”的思考

民国时期,广西通过推行"特种部族教育"将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一同纳入义务教育系统。这一举措不仅拓宽了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渠道,塑造了国家的形象,而且培养了新型的"地方文化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认同。

论辽朝部族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职能

辽朝建立后 ,契丹族的部族组织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 ,统治者通过对部族组织、部族统领体制、部族长官选任方式的调整 ,加强了对部族组织的控制 ,限制和削弱了部族长官和权贵的政治特权 ,使部族组织成为听命于专制集权的统治工具。部族组织具有军政合一、亦兵亦民的特征 ,集行政、生产、军事三种职能于一身。辽朝的部族组织在维护统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又成为导致政局动荡的危险因素。

初探金代契丹人的部族及乣组织

本文对金代契丹人的部族和乣组织的设立、分布、管理以及在这一组织下契丹人的生活状况做简要论述,以期对金代契丹人这一社会组织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山经》草药地理分布的部族文化内涵

《五藏山经》在描述地理山川的同时,详细记载了各山的神奇草药。《五藏山经》草药虽多,分布却不平均,尤其集中在《西山一经》、《西次三经》、《中次一经》、《中次七经》。此四地要么是炎帝部族的发祥地,要么是迁徙地,与炎帝部族的文化渊源很深。《山海经》中有关炎帝后裔的神话,多把人的生命与植物生命相通。炎帝也被尊为神农氏,成为发明农耕、尝百草的祖先神。随着炎帝部族的迁徙,有关草药的知识和观念也流传到各地,从而绘出了《五藏山经》的草药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