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晋升、部门权力与预算透明度

本研究关注政治因素对中国各省部门预算透明度得分差异的影响。我们利用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透明度项目组对31省共868个政府部门的预算公开情况进行评估的信息,详细探讨了政治因素——官员晋升、部门权力强弱——对部门预算透明度得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在经济增长率低、官员在晋升竞争中处于劣势时会提高地方的预算透明度得分,公布预算的部门数也越多;权力较弱的部门会提高部门本身的预算透明度得分。本研究拓展了官员晋升研究的领域,将官员晋升的视角应用到预算信息公开领域,加深了学界对影响预算信息公开差异因素的理解,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

论我国药监部门权力利益化的防范

通过借鉴和对比国外发达国家的药监削度和体制，发现要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药监制度，防止部门权力利益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要建立和完善药品审批制度；其次，要建立独立透明的内部监营机制；再次，要建立回避制度和职能分离制度I最后，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药品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国的药品审批有一个较好的行政执行环境，防止药监部门出现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

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模式刍议

省级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不仅要求明确部门职责、遏制部门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地位的要求。大部门权力三分有部内权力三分模式、部际权力三分模式、大部门权力大三分模式。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的模式并不能采取如上的任何一种模式,而是借鉴和吸收它们的优点,设计一个混合大部门权力三分模式。

论我国部门的权力边界与利益边界扩张

我国部门在行政管理中经常偏离“公共利益”的导向,以追求部门自身局部利益的形式来变相地实现个人利益,这种现象对我国各方面都有危害,文章试图分析这种现象,揭示其形成的原因,探索其管理措施。

公权力部门收入分配不公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日益突出,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大热点。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为此,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举办了题为“收入差距拉大的成因与解决对策”的学术论坛。本刊将发言者讲稿摘编如下,供广大读者参考。

权力部门化与市场信用缺失

李忠鹏在《经济体制改革》2004年第5期撰文指出：我国市场信用悖反的奇特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负责监督合约实施的政府信用管理部门的权力部门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目前的信用状况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有意或无意设计、规划和控制的结果。

国务院常务会议41次研究简政放权 改革进入深水区,硬骨头怎么啃? 专家: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共减少600余项

1月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2017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部署的＂当头炮＂依然是＂简政放权＂。本届政府自成立以来,已连续5年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开年第一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

对公安机关中权力腐败现象的思考

近几年,腐败这个恶性毒瘤已侵入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尤其在一些权力部门中竟有恶性滋长之势。因此,遏制权力机关沾染腐败毒素,是反腐败的关键。 腐败,原指物质的腐烂、变质。“腐败”一词被引入社会学领域,通常用来比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体的思想受到颓败堕落、贪污腐化、贪赃枉法、享乐至上等恶浊的侵袭。

大部制改革视野中的行政立法制度变革

以政府职能整合为基点、以行政组织调整为载体的大部制改革,需要革除现行行政权力分散化、交叉化和部门化配置之诟病,需要正视行政权力配置的源头规范——包括行政立法。针对现行行政立法体制存在的弊端,通过变革行政立法权主体结构,严格控制行政立法权主体范围,建立行政立法起草回避制度、委托起草、招标起草制度,强化行政立法监督,改进行政立法表达技巧等途径,阻却"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链条。

从粮改到电改：改革如何突破制度锁定？

电力体制改革属于长周期的制度变迁。从1998年的政企分开、到2002年的厂网分开、再到2015年的网运分开,我们已走过20个年头,但改革依然是一种“知难行易”的精英行为,理论准备不足,大量通过借鉴国外先行经验完善改革的“学习曲线”,边学边干、干中学。国外经验是一件“百衲衣”,需要用中国人手中的针线来缝绽,这针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前,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在于制度利益非均衡性,电网企业和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主导电力生产关系,独立发电企业、配售电企业、电力用户利益集团还难以形成制度制衡;要把网运分开的改革基点放在流通环节上,系统总结邮电、粮食等领域流通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特别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解构与市场化制度重构的成功经验,以流通环节为突破口改变电网企业统购统销和地方政府电力行政的制度锁定状态,培育新的利益集团,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制度竞争实现制度变迁。

维护政治稳定: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则

直接利益冲突"是以偶然事件为冲突起因,以与事件无关的弱势群体为冲突主体,以政府权力部门为冲突焦点,以借机发泄为冲突心理,以狂热与反常规为进程特点的群体泄愤事件。其最大危险是动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直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加剧了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极大削弱了政治认同感这一维护政治稳定最有利的力量。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政治稳定,就需要通过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消除政治不稳定经济根源,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消除政治不稳定政治根源,强化社会价值认同感的培养,消除政治不稳定文化根源,切实加快民生政府建设步伐,消除政治不稳定社会根源。

发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模式与策略

在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属于现代公共领域、公共文化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公共文化服务应该由公共部门提供等理念指导下,发达国家形成了“中央集权”模式、“内放权、外扩张”模式以及“一臂之距”模式等三种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虽然各个发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稍有区别,但是都十分注重公共文化管理策略,有效提高了本国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成长规律分析

建立概念共识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既遵循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又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中央政府的认可、支持和授权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京津冀三地的获益或失益预期是其产生和发展的直接行为动力;京津冀共享地缘历史文化传统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心理动力;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京津冀各级公共权力部门的积极、正向、有效介入。

智库如何做好公共政策评估

公共政策评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评估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政策评估的能力和水平往往反映政策咨询机构向政府建言献策的能力和水平。开展好政策评估工作,必须准确认识公共政策评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客观认识政府智库在政策评估中的优势和劣势,始终秉持专业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的理念,在政策评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创新方法,推动政策评估工作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权力部门化与市场信用缺失

市场信用不仅关涉经济体制 ,而且关涉政治体制。权力部门化是造成我国市场信用悖反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政府信用管理部门强化监督、弱化激励 ,是化解权力部门化 。

谈谈“监督”与“再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围绕监督执纪问责,突出主业主责,聚焦中心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如何实施＂监督＂职责上却出现了不同的认识,产生了误区,有的甚至弱化了有效监督的责任,造成了监督缺位,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关于行政方式、经济方式和法治方式的几点初步思考

近些年来,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国家文件和学者论著中经常被提及,属于高频使用词汇。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但什么是法治方式,法治方式与行政方式、经济方式有何不同,几种方式之间如何协同等问题,仍不是很清楚,亟待深入研究。几种方式的简要比较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还没有对这几种方式形成普遍认同的定义。个别学者对几种方式作了定义,但似乎并不准确。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