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孔延《史通评释》探析

郭孔延所撰《史通评释》,是第一部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名著《史通》进行注解的专著,内容详赡,体例严谨,在《史通》研究史上具有典范作用。受明代学风熏染,郭孔延具有浓厚的"义理史学"思想,虽然也对一些史学理论议题进行了阐发,但过于强调史学的褒贬功能,其评论对象主要指向《史通》所涉及之历史事件与人物,藉以抒发自己的正统论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从而偏离了刘知几"实录史学"的主旨。《史通评释》促进了《史通》的传播,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郭孔延《史通评释》编纂考

关于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错误较多,不足信据。郭孔延在依据张鼎思刻本《史通》写作《史通评释》初刻本后,通过李维桢的帮助,得到张之象校刻的足本《史通》,遂据之修订其书。他与李维桢是各自撰写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并没有相约为书,不存在年轻的郭孔延为年长的李维桢续作评释的情况,相反倒是郭孔延写作在前,李维桢反在其后。郭书内容相当丰富,其《凡例》对注释、评语、校勘等情况都有说明,是了解其书体例、内容和全书结构的第一手资料。

李维桢《史通评》编纂考

关于李维桢、郭孔延、《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错误较多,不足尽据。李郭二人是各自撰写自己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并没有相约著书,不存在年轻的郭孔延为年长的李维桢续作评释的情况,相反倒是郭孔延写作在前,李维桢反在其后。郭孔延是依据李维桢提供的张之象校刻本《史通》修订其书的,并非没有见到张之象刻本。李维桢也应该是依据这一刻本来撰写其书的。二人著作的合刊本不是出自二人之手,而是出自第三者。

王惟俭《史通训故》编纂考

王惟俭的《史通训故》主要是为了撰著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而进行编撰的,目的是从《史通》中为自己撰写史书寻求理论借鉴,并非仅仅是为了注释《史通》而写作,这决定了他始终坚持避繁从简以速成其书的写作原则。他在开始工作之前拟定了撰写凡例,工作内容包括对《史通》的校勘和注释,同时还有针对性地纠正了此前郭孔延《史通评释》中的一些错误。但对比研究可以发现,王、郭二书是各有优劣短长的,很难简单论定高下,清人褒王贬郭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而且清代以来注释《史通》的名著也多是效法了郭书详细注释的方式。

论明清时期《史通》的流传、整理和研究

《史通》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渐渐散佚,自明嘉靖中陆深首先对其校勘,使久已不传的《史通》重新传布于世。明清不同时期的十多位学者从校勘、评释、撮要等方面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扩大了《史通》的社会影响,而且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进展。

明代学者《史通》批评研究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陆深、张之象、张鼎思、郭孔延、王惟俭等学者对《史通》的刊印及评释,明代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刘知幾及其《史通》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体现在诸多《史通》刊本的序跋中,以及杨慎、焦竑、胡维霖、王志坚、胡应麟等人的文集中,有的着眼于《史通》文本,有的则批评刘知幾论史的态度。而郭孔延《史通评释》则从多方面对刘知幾及其《史通》展开批评,诸如批判刘知幾所论之误、以正统观点批评《史通》、赞同刘知幾之论及从论史之优劣两方面评析刘知幾之论。明代学者通过对《史通》的批评,进而引发对历代正史及其他史学问题的评析。